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辽国在宋朝境内拥有自己的间谍网和严密的间谍组织,这个组织不仅分布于河北诸路,而且其管理程序相当细密,主管人对于组织成员的形貌、年齿都了解得清清楚楚。
而这只是被宋朝破坏的其中一个辽国间谍组织,不难想象,这样的间谍组织应该还有不少,他们通过各种手段隐藏在宋朝境内,随时窃取需要的情报和进行破坏。
如神宗时期,北宋政府就曾打算以辽国间谍来打掉辽国在代州的间谍组织。
到了熙宁十年(1077年),宋神宗下诏:“近刘舜卿乞留投来北人科格依于代州,辨彼国刺事人,已如其所请。再详本州密迩戎境,事无巨细,彼悉知之。前岁所留色格,已可准验。今既存留,必引惹争理。可令发遣赴太原,候有捕获奸人,依舜卿奏令审辨真伪。”
敌方间谍既然可以做到“本州密迩戎境,事无巨细,彼悉知之”的地步,这就说明这并不是某一人在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在代州境内一定长期潜伏了一个敌方的间谍小组,他们时时刻刻在暗处监视着宋方的一举一动。
由于辽国间谍过于猖狂,还出现过宋朝为了防止辽间谍而不得不关闭榷场之事。
不仅仅是辽国间谍在宋朝活动猖獗,西夏、金都不断的向宋朝派遣间谍。
这些间谍都以不同的伪装潜伏在宋朝境内,伺机而动。
西夏具体是何时向宋朝派遣间谍已不可考,但从宋臣僚意识到这一点的时间来看,应该是在景祐二年(1035年)以前,因为这一年韩亿上书宋仁宗。
“元昊岁遣人至京师,出入民间无他禁。亿请下诏为除馆舍礼之,官主贸易,外虽若烦扰,实羁防之。”
《长编》中最早关于元昊对宋采取间谍行动的记载是在宝元元年(1038年),“元昊请遣人供佛五台山,乞令使臣引护,并给馆券,从之。元昊实欲窥河东道路也”。
像是宝元二年(1039)九月,富弼上疏,言西夏元昊“自与通好,略无猜情,门市不饥,商贩如织,纵其往来,盖示怀柔。然而迹稳则容奸,事久则生变。”
“故我道路之出入,山川之险夷,邦政之藏否,国用之虚实,莫不周知熟察。”
“又比来故出宫女,任其所如,元昊重币市之,纳诸左右。不惟朝廷之事为其备详,至于宫禁之私亦所窥测,……顷年灵州屯军校郑美奔戎,德明用之持兵,朝廷终失灵武。”
“元昊早著奸险,务收豪杰。故我举子不第,贪贱无归,如此数人,自投于彼。”
“元昊或授以将帅,或任之公卿,推诚不疑,倚为谋主。彼数子者,既不得志于我,遂奔异城。观其决策背叛,发愤包藏,肯教元昊为顺乎,其效郑美必矣”。
富弼的奏章不仅证实了元昊向宋朝大量派遣间谍的事实,而且还点明了元昊通过招降纳士、收买宫女等手段尽得宋朝的山川险夷、邦政藏否、国用虚实、宫禁之私等重要的战略情报。
元昊为了获知宋朝的确切情报,对于间谍极为重视,“昊贼所用谍者,皆厚家赏赂,极其尊宠,故窥我机宜,动必得实”。
而金国从未停止过向南宋派遣间谍,在其所派遣的间谍之中,恐怕最有名、影响最大,大家都知道的,就莫过于秦桧。
金人以秦桧为内间,在南宋朝廷内部竭力推行投降路线,百般打击抗金力量,并且授意秦桧以“莫须有”罪名杀害抗金将领岳飞,使得金国不费一兵一卒就成功地解决了前进道路上的一大阻碍。
不过这到底是不是真的,谁也说不清楚,毕竟这都是民间猜测,谁也不敢定论。
除此之外,孝宗初年的刘蕴古间谍案也是金国向南宋派遣间谍的一宗典型案例。
刘蕴古本是燕人,在绍兴三十一年为配合完颜亮的南侵而潜入南宋窃取情报。
他装扮成珠宝商来往于宋金交界南北商人云集的寿春。
在与南宋商人打交道时,他总是表现出渴望归宋的姿态,并有意无意的透露金国的内幕消息,声称南宋要消灭金国十分容易。
刘蕴古的这种行为被南宋边将得知上报给了朝廷。
他用“二弟在北皆登巍科,惟已两荐礼部而未第,因谋南归以成功名”的理由使宋高宗相信他是真心归顺南宋,被授予了迪功郎浙西帅司准备差遣的职务。
到了隆兴初元(1163年)三月,濠梁奏北方游手万余人应募,朝廷打算让这批人去營田。
刘蕴古听说后自请亲自训练这批人,而不是让他们在田地间老去。
左揆陈文正、参預张忠定、同知辛弃疾都同意他的看法,唯独宰相史浩不同意,认为刘蕴古“是必奸人,來为敌间,国家隄防稍密,不得施其伎,欲姑以此万人藉手反国耳”。
但可惜当时没有人赞同史浩的观点。
直到数年后,刘蕴古私自派遣仆人骆昂被归,被人告发。
所查获的骆昂携带的家信均是刘蕴古刺探出的朝廷机密。
自此,刘蕴古的真实身份才大白于天下。
乾道元年(1165年),“归正人、右通直郎刘藴古,坐以军器法式送北境,伏诛”。
其实早在刘蕴古刚被封官时,就已经有人怀疑其真实身份了。
在钱塘吴山上有座伍员祠,曾有富人捐资做了一块匾额,非常奢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