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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三十四章 慎之又慎的审讯（第2页）

因为结案时未经录问程序，所以有大臣提出抗议：“不惟中有疑惑，兼恐异时挟情鞫狱，以逃省寺讥察，非钦恤用刑之意。请今后狱具，并须依条差官审录。”

最后，哲宗只好下诏，重申录问的程序不可省略，今后司法机关如审判不走录问程序，以违制论。

以宋代的惯例，对犯下死罪的重案犯，还必须是“聚录”，即多名法官一起录问，以防作弊。

有些重案实在是事关重大，在聚录一次之后，往往还要从邻州选官，再录问一次。

如真宗朝的一条“刑事诉讼法”规定：“诸州大辟罪及五人以上，狱具，请邻州通判、幕职官一人再录问讫。”

在录问时，若现案情存在疑点，被告人可能含冤，录问官有责任驳正，否则要负连带责任。

“诸置司鞫狱不当，案有当驳之情，而录问官司不能驳正，致罪有出入者，减推司罪一等。”

即出现错案之后，录问官按比推勘官罪减一等的原则问责。

如果录问官能够及时驳正错案，则可获得奖励。

“录问官如能驳正死罪一人者，命官减磨勘两年，吏人转一资；二人者，命官转一官，吏人转二资；……如驳正徒流罪者，七人比死罪一人给赏。”

古人相信人命关天，因而驳正死刑判决，获得的奖赏最厚。

不论古今中外，在刑事审判中，多设一道把关的程序，嫌疑人便减少几分受冤屈的危险。

我们无法统计宋代到底有多少刑案被告人因为录问程序而免于冤死，但我们可以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录问的意义：

北宋前期曾于京师设“纠察在京刑狱司”，作为专门监察司法的机构，当时一个叫李宥的官员担任纠察官时，有一次录问开封府审讯的一个死刑犯，现“囚有疑罪，法不当死”，却被开封府尹往死里整。

李宥即给予驳正，并对开封府尹提出弹劾，迫使府尹被坐罪免职。

同“鞫谳分司”制度一样，录问的司法程序，在宋亡后也被遗弃了。

而一宗刑案如果录问时没有现问题，检法时也没有现问题，那么就转入下一个程序了，也就是拟判。

我们以州法院为观察样本，判决书通常是由推官或签判起草的，他们根据推勘官审讯清楚的犯罪事实，以及检法官检出的法律，“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拟出判决书草稿。

然后，这份判决书交给本州政府的法官集体讨论。

宋朝实行连署判决制度，连署的法官类似于是一个“判决委员会”，州的行政长官——州太守则是委员会的当然席法官。

法官们如果对判决书没有什么异议，就可以签署了。

但签名意味着负责任，日后若是现这个案子判错了，那么所有签字的法官都追究责任，用宋人的话说，“众官详断者，各令着名，若刑名失错，一例勘罚。”这叫做“同职犯公坐”。

当然，如果你觉得判决不合理，也可以拒绝签字；倘若有法官拒绝签署，那么判决便不能生效。

这样的“同职犯公坐”机制，可以促使每一个负有连署责任的法官谨慎对待他经手的判决，从而最大可能减少出现错判。

像是宋太宗时，蓬州良民张道丰等三人被官府误当成劫盗，给抓了起来，知州杨全生性“悍率蒙昧”，欲判张道丰三人死罪，基本上就要定案了。

但录事参军邵晔现案子有疑点，硬是不肯在判决书上签字，要求杨知州核实。

杨全不以为然，不过录事参军不签字，判决书便不能生效。

这时张道丰等人也“呼号不服”，州法院只好将他们“系狱按验”。

不久，真正的劫盗落网，张道丰三人无罪释放，知州杨全因“入人罪”，被削籍为民。

邵晔则受到朝廷嘉奖，宋太宗赞许他：“尔能活吾平民，深可嘉也。”

赐给邵晔五万贯钱，同时下诏要求各州县法官以杨全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