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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2页)

世上本没有在任何时地都能手定乾坤处置任何危难的人。坏的制度,将好人变成坏人。国家强于社会,体制的力量淹没个人,如海浮槎。好人难有大作为。史可法、瞿式耜、郑成功,他们的杰出品行,或曰完美度,并不能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满足人群的预期,并独力旋转乾坤。他们即使达到作者想象中的完美标准,南明同样会灭亡。

他们尽了最后的心力。不能把坏制度的弱点加在他们身上。反而他们的处境,数百年后仍令人一掬伤心之泪。晚明业已陷入专制朽坏周期率的死穴,他们所受的掣肘太多太多。干呢,干不起来;笑呢,绝无此理;哭呢,不像话!

正因其优异“完美”,其所受压制越烈,所受邪恶势力的聚焦打击也越沉重。较之入侵者和腐朽当道,他们恰恰是老百姓微弱可怜的希望。

如果说,制度对邪恶的压制消弭可起到能动的作用,则“南明根本不会灭亡”倒还似乎可以成立;然而事实恰恰相反。

清朝在中国大乱、青黄不接之际乘虚而入,在无数百姓的尸体上建立了政权。恶贯满盈而惧怕后人追究,怎么办呢?清朝统治者就把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发扬光大。

清朝的文字狱从顺治四年(1647)僧人函可藏书案开始,到1799年乾隆帝死去才退潮,延续到1905年《苏报》案,还不算完。

廖燕揭橥专制祸患(4)

清朝对思想言论者的*,是典型的制度性的*。文字狱的罪恶,几乎贯穿整个清朝统治时期,其高潮历时一百五十余年,跨越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占了整个清朝统治的一半还多。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恶名昭彰,实则清朝文字狱其残酷性远过之。秦始皇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秦朝也甚短命;而清朝在二百六十多年中仅大型文字狱就制造了一百多起,直接残杀数万人,仅庄廷珑一案,就有数百人遭株连。

清朝的文字狱,加剧了国人的奴性和愚昧,极大地毁伤了社会的活力,造成了中国二百多年的大愚昧、大停滞乃至大倒退,直接引发了绵延至近现代的百年屈辱、苦难。

明朝的知识分子,结盟立社,他们的势力往往足以制约官吏,所以明朝知识分子有相当的威势和声望,明末的知识分子在东南一带经过数十年才逐渐平定,清朝统治方法一方面用吏治来诱惑,一方面恐吓杀害,智识者逐渐退尽明朝的嚣张气概。清朝建立卧碑来压制知识分子,里面规定学者、儒生不能轻易介入官司,军队或民间一切事物不许儒生上书陈言,否则逮捕治罪;儒生不许纠集党人立门结社,不许干涉、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自行刊刻,违者提官治罪……清廷为所欲为,而智识者生存空间愈狭,一般的无知小民更不敢官方理论了。

所以清廷摧残知识分子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他们没想到最后灭亡在知识分子手里面。

专制实体的朽坏,无论内外因,总不能维持其命运于永久。当时外族来侵略,令明帝国解体,后则混杂通婚融合之。但他们当时汹汹而来之际,无论明朝怎样腐朽,他们前来,却并不是推翻专制、打击腐朽,不过是乘其危而遂其欲。城破之日,迁怒于老百姓,放肆杀戮,可百姓并未得罪他们。今有人以当下眼光视往事,他们今天完全不能想象先人是怎样从那场浩劫中活过来,煞有介事以为前人抗清错误。难倒应该引颈受戮吗?须知,他们是杀戮来的,是窃掠来的,是*来的,是蹂躏来的,是持刀挥鞭来的……不是送压缩饼干,也不是送美国罐头,更不是送自由的生活方式而来的……他们所依赖为统治合法性的背景,乃是皮鞭大棒和刀枪炮。

左光斗在京担任主考的时候,在郊区的庙宇里遇到复习应考的史可法。风雪严寒,一生伏案卧,文方成草。左公即解下貂皮袍子盖在他身上。后来考试时又将他批为第一。他已看出文卷中的担当,等到左公被魏忠贤构陷下狱,备受酷刑,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脱尽,史可法去探望他,呜咽不止。而左公以糜烂之国事晓谕,力促其离开。史可法后来流涕告人:“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这是方苞的名文《左忠毅公逸事》所载。可窥史可法的精神资源之所由来,他的良知以及作为民意代表的分量。

史、瞿、郑这几位梁柱,国难当头,他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也并非尽为一家一姓之天下,实在也是对深重民瘼、人间疾苦,念兹在兹,而作悲壮的一搏。制度决定人的命运,而非完美度。完美度,也不能替坏制度背黑锅。

顾诚先生乃做学问的典范,他著《南明史》,看了一千余种相关资料,有的相当偏僻。端的是皓首穷经,令犄角旮旯资料无遗类,即资深同行专家也极为赞佩。这本来是他所独有别人略无的巨大优长。但其问题在于,一者综合辨别能力稍逊,不能以调和鼎鼐之力手定乾坤;一者运用资料阐明观点时严重走偏,令其价值失色不少。所以他的强势未能转化为优势,徒呼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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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恶内外

关于贤与不肖,司马迁很早发出深深的叹惋,他说:

“今公所谓贤者,皆可为羞矣。卑疵而前,孅趋而言;相引以势,相导以利;比周宾正,以求尊誉,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猎农民;以官为威,以法为机,求利逆暴:譬无异于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试官时,倍力为巧诈,饰虚功执空文以誷主上……见伪增实,以无为有,以少为多,以求便势尊位……犯法害民,虚公家:此夫为盗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何以为高贤才乎?”他在这篇《日者列传》中,不仅感慨贤与不肖的颠倒,而且还对世人认识的偏差深感忧虑,因为“能知别贤与不肖者寡矣”。

陈寅恪先生悲道德、风习纷乱变易之际,世态出现可怕的大幅滑落:“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见《元白诗笺证稿》,82页)

此种对世道人心的深悲大痛古人率多申发,哀吟长喟累世不绝,代不乏人。司马迁太史公大著中常见,韩愈文中也多表露。《楚辞》谓“群小流言飞文”,群小,即陈寅恪文中“不肖者巧者”;又《鹤林玉露》卷九论末世风俗,谓“贤者不得行其道,不肖者得行无道,贱者不得行礼,贵者得行无礼”。亦此意,极精辟。曾国藩尝叹忠愤耿耿者不可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在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婪退缩者,昂首而上腾,而高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为浩叹者也”。王逸注《楚辞·九叹》亦谓“言小人进在显位,贪佞升为公卿者也”。

真是凤凰远潜,而鸡鹜满堂。粪壤充帷,申椒不芳。

在恶劣的世态中,贤者、拙者、贤士、贱者、忠愤耿耿者——这类人,也即世间良善,往往战战兢兢,临深履薄,在生存急剧摩擦竞争中束手无策,而不肖者、巧者、谄人、群小、贪婪者,这些人——也即人中畜兽,却往往弹冠相庆,无恶不作,藐视一切基本游戏规则而如鱼得水。

从古贤者到陈寅恪先生,对人类宝贵生命的无端消磨扼腕以叹,俱对此人间痼疾痛心疾首,长太息以掩泣,却毫无解决的办法。至储安平先生,把这个意思发挥到极顶,他有多篇文章伸发这种感喟,真是哀鸣声绝,而继之以血。他认为一手遮天的一元体制,大大促成了中国人民道德的堕落,在那种作风和统治之下,“一切不守法的不道德的,没有良心人格的人,都比一般奉公守法洁身自好的人,容易生活下去……除了少数坚贞的人物,仍能保持他们的人品、意趣外,大多数人都已趋于取巧、投机、幸进、不守信用、不负责任、不讲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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