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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天下可智不可愚，而治天下可愚不可智。使天下皆智而无愚，而天下不胜其乱矣。……夫庸人乌能扰天下哉？扰天下者皆具智勇凶桀卓越之材，使其有材而不得展，则必溃裂四出，小者为盗，大者谋逆，自古已然矣。唯圣人知其然，而唯以术愚之，使天下皆安于吾术，虽极智勇凶桀之辈，皆潜消默夺而不知其所以然，而后天下相安于无事。故吾以为明太祖以制义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则一也。

秦始皇狙诈得天下，欲传之万世……以为可以发其智谋者无如书，于是焚之以绝其源……且彼乌知诗书之愚天下更甚也哉？诗书为聪明才辩之所自出，而亦为耗其聪明之具。况吾有爵禄以持其后，后有所图，而前有所耗，人日腐其心以趋吾法，不知为法所愚。天下之人尽愚于法之中，而吾可高拱无为矣。尚安事焚之而杀之也哉？明太祖是也。

自汉、唐、宋历代以来，皆以文取士，而有善有不善。得其法者，惟明为然。明制：取士，惟习《四子书》，兼通一经，试以八股，号为制义；中式者录之。士以为爵禄所在，日夜竭精弊神以攻其业，自四书、一经外，咸束高阁，虽图史满前皆不暇目，以为妨吾之所为。于是，天下之书，不焚而*矣。非焚也，人不复读，与焚无异也。焚书者欲天下之愚，而人卒不愚，又得恶名；此不焚而人不暇读。他日爵禄已得，虽稍有涉猎之者，然皆志得意满。无复他及；不然，其不遇者，亦已颓然就老矣，尚欲何为哉……

此文透露的信息是，人性如何被奴化、被淡化、被弱化、被非人化、被平面化、被边缘化，在此轨道上长期运行变成一种不自觉的自觉。他们各得其所，完成了对人性的摧毁控制，专制的种种甚至变成了基因，在现代社会间歇性发作，多处形成溃疡难以愈合。

廖燕揭橥专制祸患（2）

焚书之术生产奴才，以制义取士捆绑性情，被奴役着却以为自由着。所有这些病症都是一个总病根，那就是专制之病。其甘心被愚，无非是利欲、权欲的作为一种回报，为其操控，自然以愚民为事，但以自愚为前提。上得其轨道之人，权力欲都极强盛，而其本质是不读书的，但对算卦、看风水、驱邪的浅层文化倒情有独钟。他们对古代大学者的思想、学说与历史价值惘然无知。这些官僚仅仅贴着智识者的标签而已，乃识时务的行尸走肉。

论文字的组织、驱遣、文气的流贯……廖燕当然不是唯一，但论及识见的深透，直达背景和后台，那就道个多乎哉？不多也。不平之鸣甚多，而挖掘出个人普遍性的人生悲剧，及所造成的深层原因，同时就有文士由衷推崇：议论多发前人所未发。他的见解，确为江山文藻增色多多。

他的《高宗杀岳武穆论》，议论也是别开生面。他认为岳飞不是秦桧杀的：“观秦桧答何铸，高宗其欲杀武穆者，实不欲还徽宗与渊圣也……实欲金人杀之而已得安其身于帝位也。”（《廖燕全集》10页）他当时的文友有谓：非具二十分胆识，谁敢如此下笔！可破千古腐儒之见。

他对明清鼎革之际的上层变乱，痛心疾首，拆其病象病因，“在庭诸臣，忠奸不一，议论朝更夕改，率无拨乱反正之才，强敌压境，辄一筹莫展。及幸寇退，则骄语富贵，党同伐异，甚至揽权纳贿，无所不至，其习牢不可破……”（《廖燕全集》296页）他的《张浚论》则阐述专制制度的致命陷阱，“从来奸人害正人”、坏人与无限制的君权相结纳，“其恶亦渐肆，其后遂至于穷凶极暴而不可救止……”

他笔下的反清复明的志士，处境悲凉，遭遇无形网络，密密匝匝，只有绝望，难以冲决。

“古君子往往有以轩冕为桎梏，入山唯恐不深者。此岂其得已者耶？然人生至不得已而隐，已非人情，况并欲泯其名而不使见称于世，则其苦有孰甚于此者……”（《廖燕全集》306页）

他的诗歌，写景则悲壮痛切，镶嵌在景句中的悲绪不是摇落，不是斜卧，而是像强劲的海潮一样，激宕汹涌，不依不饶地扑将而来。他的一律诗说：“胸藏五岳隐难平，浊酒堪浇取次倾。满目烟云供异赏，一天星斗寄奇情。”（《廖燕全集》503页）。又说，“满目干戈天局促，长途风雪客凄其。五更马上吟残月，独木桥边访古碑”（《廖燕全集》527页）。和他的各体文字一样，蒙络因清醒的痛苦产生的沮丧。

他的眼光，强劲的穿透能力；他的思索，简劲的逻辑推导能力；他的追踪，陡劲的全程打击能力，古典作家中实属少见。自然，他也因此而备显孤独。

人总是要寻找发泄的通道出口，*的制度，则在恒定的游戏规则中，尽可使精力释放，“该干吗干吗”，一切有所安顿归依。而不论秦始皇的暴烈、明太祖的毒狡，之后总要引起这样那样的麻烦，循环不止的是非颠倒错乱，祸乱相寻。

廖燕的结论，也是说到底了，无以复加了。作为这一可贵思维的延伸，再走一步，那就到了林则徐、郑观应时代，相当多的一批知识分子，因西风东渐，而透彻反省，向*制度三致意焉。那是士人真正的自觉，他们着眼国家基本制度建设，力图从压迫者手中获得自由。他们的认识来自对专制祸害的刻骨体会，而他们傲岸独立的认识，甚至使很多后来的知识分子相形见绌。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廖燕揭橥专制祸患（3）

廖燕长期为文学史忽略。而此类文学史，数十年如一日，仅于鼎鼎大名者作模棱鉴定，读之使人昏昧不明，尤可恶者，使不明真相之后来青年，以为中国文学仅此而已，其摧颓先贤一至于是。

实则那些被忽略的作家，不乏深邃的智慧和思想，乃至经天纬地之文，廖燕最为典型。他之被忽略并非后世批评梳理者吝惜笔墨，实因基础训练所致，及手眼、能力、水平所限，见宝不识，智不及此。令到古人创造湮没无闻，有的甚至因长期冷落，物质载体如书籍等的朽坏，而永远归诸*云散，这对文化香火的传承，是何等惨痛的损失啊。

《管锥编》对此状况，仿佛放出千万只救生的小艇，在茫无际涯的洋面上穿梭施救，将要灭顶者拯起搭救，上得岸来，复加以理董之重塑之，使以新貌面世。

像钱锺书这样在时间的隧道里面攻城略地，使淹没的古典作家再现重光，这样的鬼斧神工，无远弗届，这样的一视同仁，“访贫问苦”，裨使野无遗贤，设使古典作家起来投票，恐钱公所得选票，将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突兀歧出的史论

近时看南明史料甚多，后世历史学家评述此段史实的著作，以顾诚先生的《南明史》最厚重。但这厚重似乎只能指其篇幅而言。盖其辨析结裹，颇有突兀歧出的走火之论，极关键处俱不中的，令其学术价值大打折扣。

顾诚先生说：

至于南明政权的腐朽、内讧本书同样作了如实的揭露。读者不难发现，书中不仅鞭笞了朱由崧、朱常淓、朱由榔等南明统治者的昏庸懦弱，对一些直到现在仍备受人们景仰的人物如史可法、何腾蛟、瞿式耜、郑成功都颇有微词。有的读者可能会问：你对南明许多杰出人物是不是指责得过分了一点？我的回答很简单，如果这些著名人物都像历来的史籍描写的那么完美，南明根本不会灭亡，这些人也将作为明朝的中兴将相名垂青史（《南明史·序论》）。

这样的论断，真可说是醉汉打枪，随意之至，以为中的，而偏离靶心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