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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米奈希尔村的秘密情人（第2页）

裴云飞打断他的话:“那封信是从哪里寄来的？”

奚医生摊开手:“当时我一门心思都在那张邮票上，哪会留意邮戳？”

这个平时看上去绝对是一个淑女的姑娘竟然大发雷霆

“那张邮票是否还在你手上？可以给我们看一下吗？"

“在，不过，是在家里放着。”

裴云飞对他说:“我们这活儿还真有点儿急，我打个电话通知市局派辆汽车过来，我们这就跟你去府上看一下。”

查看的结果，谢天谢地！那枚邮戳比较完整，寄出地侦查员看着也眼熟，竟然是镇江四牌楼，这不是廉梦妍读书的江苏省卫生学校所在地吗？

返回驻地，裴云飞、张伯仁、丁金刚对上述情况进行分析--与廉梦妍通信的应该是个男青年，大概率是卫生学校的同学，两人很可能是个爱关系。廉梦妍从江苏卫生学校毕业回沪己有方个年头，对方一直以每月三四封的频率给她飞信，想必廉也是要回信的。廉把她工作的仁济医院作为收信地址，也有对母亲保密的意思。

去年初夏，廉梦妍跟表兄雷道钧明确恋爱关系，并于今年春节订婚。而从医院门卫彭伯反m的对方来信的情况看，直到上月，对方的写信胸率还正常。也就是说，廉梦妍和表哥的恋爱是临着对方的。之所以上月只收到一封信，那是因为廉梦妍终于跟对方摊牌。对方的反应呢，则是你来最后一封信，算是告别。但也有另一种可能对方不肯断绝关系，或许之前两人曾有过山盟誓什么的，对方当了真，你廉小姐想反悔，不行！遂在最后一封信中下了通牒:如果想分手那我就要如何如何。而这边廉梦妍却没当回事不予理睬，自顾忙着筹备婚事。谁知对方却是玩真的，遂有了“4·20”命案。

三人议到这里，裴云飞说:“我寻思那人‘对方’不会是廉梦妍的卫校同学，只不过恰住在卫校附近而已。你们还记不记得廉梦妍突然笃信佛教之事？廉梦妍由抵触佛教到笃信佛教的转变，应该就是在镇江上学期间发生的。我估计，那个‘对方应该是个青年僧人，他出家的寺庙就在卫校附近。我们前几天去镇江外调，不是路过一座庙宇吗？说不定就是那里！"

裴云飞还推测，凶手之所以把黑色凶刀留在现场，是因为两人盟誓时的誓言中涉及这把刀，诸如“有违此言，死在此刀之下”一类。凶手持有的黑色匕首，估计不会是印度巡捕藏的那一把（那把匕首已经被三个日本侦探带回国了），但失窃的“037”特种钢重达四十多公斤，分解之后肯定做了不止一把武器，既然其中一把落到了印度巡捕手里，凶手持有的凶刀，多半也跟印度有关。

张伯仁、丁金刚均表示赞同:“咱们这个案子总算是看见希望了！”

裴云飞拍板:“我马上打报告，明天咱们就二赴镇江！”

咖喱团伙

4月30日午后，专案组侦查员并外援便衣共六人抵达镇江。先去市民政局访查四牌楼附近的寺庙，得知有一座慈云禅寺；再了解寺庙中是否有在印度生活过的僧人，负责接待侦查员的市民政局宗教科宋副科长“哦”了一声，笑道:“又是来找这个‘印度和尚的。”

裴云飞一愣，忙问是怎么回事。宋副科长让下属找出一份当地宗教人员的登记表，上有照片及简历，同时，介绍了这个“印度和尚”的情况。

“印度和尚”俗名韦思逊，法号大得，1923年出生，云南省芒市县人，系一名云游四方的游方僧人。1945年初来镇江定居，先是在慈云禅寺挂单，半年后抗战胜利，该寺僧人中凡是因战事逃亡而来的，均先后告辞，返回家乡原寺庙，本寺缺和尚维持，韦思逊遂留了下来。

不久，有几名强盗趁夜持刀潜人慈云寺，意欲抢劫临时寄居在寺院客房的一户刚从海外归来的华侨富商。本寺僧人听见呼救，前往相助。哪知强盗凶狠，拿着木棒、菜刀、煤锹、扁担的僧人们不是对手。这时，平日不大吭声的大得和尚手里拿着把火钳赶到了，二话不说，以火钳当兵器，竟然击飞了强盗手中的单刀。有个强盗在背后偷袭，堪要砍着韦思逊脖颈的当儿，只见韦思逊身形一闪，谁也没看清楚他是怎么躲开致命一击的。他也不转身，朝前弯腰俯身，手中火钳以一个诡异的角度向后探出，就那么随手一戳，正中对方左眼，顿时哀嚎着满地打滚，嘴里惨叫不绝。韦思逊这一手露出来，强盗中有个识货的叫了一声:“印度瑜伽！”拔腿就逃，其余人也作鸟兽散。

受伤的强盗被绑送警局，怎么处置的不清楚。反正这个大得和尚会瑜伽功夫的事就这么传出去了，尽管他是中国国籍，但坊间都唤其“印度和尚”。

1949年仲春镇江解放，新政权调查人口情况时，让全市和尚填写身份履历表，大得和尚填的籍贯还是中国云南。转眼过了两年多，忽一日，大得和尚走进市民政局群众来访接待室，递上一份申请书，说他和尚做厌了，要求还俗，过过“在家”（针对“出家”而言）的生活。民政局下辖的宗教科虽说是宗教管理部门，但并不具体管到某一个人的出家或还俗，那是当事人自己的意愿，解放后和尚尼姑道土还俗的不少，政府一概不管。为什么不管呢？一是没有文件对此有过规定，二是如果政府沾手出家人还俗，当事人很有可能就会要求安排工作、安置生活，那政府怎么解决得过来？因此，接待干部不肯收下大得和尚递上的这份申请书。大得和尚倒也并不纠缠，开口道声“再见”，转身就走。

民政干部以为这件事已经画上了句号，哪知半个多月后，一封来自印度驻上海总领事馆的挂号信寄到了镇江市民政局，信封上写着局长收。民政局长公务繁忙，一般的信件都由工作人员处理，可这封信来头太大，工作人员不便也不敢拆，遂送到了局长的案头。局长拆阅一看，脸上露出哭笑不得的神情，一边摇头一边让通讯员把宗教科科长唤来。

怎么回事呢？原来，那个大得和尚在民政局碰壁后，竟然剑走偏锋，往印度驻上海总领事馆写了一封信，称自己是在印度做的和尚，师父已经圆寂，其后云游天下，这才来到中国江南，觉得镇江这座城市不错，就在慈云寺挂单。抗战胜利后，庙里的僧人大半返乡，寺院里僧人减少，无法正常维持，就动员他留下来。现在，他不想出家了，想还俗过“在家人”的生活，可是，市民政局说他们管不到这件事。而他还俗愿望强烈，决心要与佛祖“拜拜”。最初他是在印度出家的，既然中国这边不能还俗，他就想去印度当初他出家的地方跟佛祖来个道别仪式，故奉函总领馆希望给予协助，云云。

估计印度驻沪总领馆的经办人看到大得和尚这封信时的表情跟镇江这边的民政局长差不多，也就不向上司请示了，直接转镇江市民政局处置吧。那么，镇江这边该怎么处理呢？他们的反应倒是不慢，当即派员前往慈云寺找大得和尚面谈。派去的这位干部，就是此刻接待裴云飞等上海侦查员的宋副科长。宋副科长告诉侦查员，大得和尚说他不想麻烦政府，准备自谋职业开一家饮食小馆，他自己有一点儿积蓄，也不需要公家提供资金，只要借给他一个临街门面，再发一份工商执照即可。

这虽然不合规定--实际上是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规定，但情况特殊，民政局也只好答应下来。于是，给市政府打报告，又给工商局、房管局分别打了电话，一月之后，位于新西门的“大得咖喱馆”开张了，店堂墙上挂着的工商执照上写的是大得和尚出家前的名字--韦思逊。

接下来的事实证明，韦思逊还真不是凡品，他似乎天生就有经商头脑，光是“大得咖喱馆”这个字号，就起得独出心裁。如果说“大得”还算平常，“咖喱馆”就引起外界的好奇了，这个“印度和尚”开店卖的是啥玩意儿？莫非卖的就是发源于印度的那种烹饪调料？那也太平常了，哪个城市没有卖咖喱的，用得着专门开一家店铺出售？好奇心驱使下，自是要去看个究竟。

“大得咖喱馆”的确出售咖喱，但这只是其经营产品的一个内容。即便如此，“大得咖喱馆”出售的咖喱也是独一无二的，据说是他的印度师父秘传给他的配方，那种香味，别说寻常食客了，就是镇江城里着名的“中西八大馆子”的头牌掌勺，也叹为观止。韦思逊还把咖喱粉末制成咖喱酱、咖喱膏、咖喱酱油、甜咖喱、酸咖喱，此外还出售荤素卤菜、中西点心，都是以咖喱为调料，堂食外卖均可。这么多品种，可以想见其对顾客的吸引力。

“大得咖喱馆”只有一个半门面，韦思逊是老板，雇了两个店员，开出的薪水比寻常商铺馆子的资深员工还高，干的活儿却并不更多更重，因为这个在做生意方面属于无师自通的老板采取的是“饥饿销售法”，所有商品都是“限量版”，每天就做这么多。有人问韦老板为何不多做一些？回答是“有饭大家吃”。听者摸不着头脑，其实这是僧人打机锋的风格。如果大量生产，那一段时间下来，只怕其他同行就只好关门打烊了，保不齐就会有人上门找麻烦或暗地里下黑手。

不过，树大招风，麻烦还是避免不了的。这就是宋副科长所说的“又有人来找‘印度和尚’了”的出处

咖喱这种调味料发源于印度。印度人对咖啊的研究非常投人，有不同的口味、不同的品种，制作方法各异。早年间有印度人来到中国江南先在上海落脚，本钱不够，凑合着在街头摆个小摊，出售以咖喱作为调料烹饪的面条、馄饨、鲜汤之类的小吃。这种中国从未出现过的口味一下子受到了人们的注目，江南另一大城市南京的同行也跟着尝试，迅速接受。就这样，由咖喱作为调料的小吃得以跻身江南小吃行列。在上海、南京甚至成立了经营咖喱食品的同业公会，得到了官方的承认。

表面上，这个同业公会的成员都是清一色的中国人，但在背后操控的，却是一伙印度商人。这些商人控制着货源，因而垄断了中国的咖喱市场，中国商人想要经营咖喱生意，只能靠他们供货。这些印度人聚居于沪上租界，以家庭作坊为单位，依靠祖传配方和工艺制作咖喱产品，绝不允许华人参与生产环节。由此形成团伙，制定严格的规矩，如果有人敢于抛开“组织”玩“自由主义”，团伙有严酷的制裁手段。旧时《申报》、《中央日报》、英文版《字林西报》上，有段时间经常刊出沪上发生暗杀抛尸案件的新闻，死者都是印度侨民，这就是“咖喱团伙”在“清理门户”。

上海解放后，“咖喱团伙”原想继续这样混下去的，但很快他们就发现行不通。新政权对黑社会的打击不遗余力，曾经横行上海滩的青帮都覆灭了，更何况一个小小的“咖喱团伙”。那就三十六计走为上吧，遂纷纷打起了离开上海的主意。其时新政权刚刚建立，百废待兴，公安机关的注意力都在频发不已的反特、治安案子上，“咖喱团伙”这类小角色只能先放到一边夫。印度侨民想走，自是一路绿灯。

这时，饮食行业中有进步民主人士向政府进言，印度侨民掌握着咖喱调料的供货来源，制造咖喱的“秘术”在他们手里，如果他们全部离开上海，咱中国以后就没有咖喱了。他们建议政府出面跟这些印度侨民交涉，让他们把制造咖喱的“秘术”交出来。官方对该建议采纳了半，交涉是交涉了，但并未提及交出“秘术”的话头。究其原因，估计是考虑了与印度政府的外交关系；再者，让人家交出“秘术”的可操作性不高，里面涉及的难题倒不少--如果人家交出的“秘术”是改动过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