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明白。”
“你们美国人没法理解艾伦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女人。很明显,她的父母不了解这一点。她的教授们也不了解。不要再把她叫做小姑娘了。她是个女人。我觉得她从来就不是什么小姑娘。她是一个非常罕有的人,能够洞察上帝的内心。我认为你知道,我们刚开始约会的时候,她就把原子弹的事情都告诉我了。”
“你是1944年遇到她的。”我推算着时间,“那时候还没有原子弹呢。”
“她自己编出来的。”他神秘地说。
我斜着眼睛看着他,他刚要给我细说,突然间,后面那辆吉普车示意我们停车,有那么一会儿,我们等着他们赶上来,趁着这个工夫,他补充道:“艾伦预见到,如果各个国家继续他们的疯狂行径,那么就不得不发明一种特别可怕的武器。她甚至相当精确地描述了这种东西。‘现在是航空时代,所以他们会从空中把它发射过来,把整个城市夷为平地。’她还说根本没有办法阻止这种武器,很可能也没办法逃脱。她说,‘我希望在他们把我们毁掉之前能到阿富汗去。’开始我以为她把我们这里当作避难所……因为我们这种地方根本不会遭到轰炸,可她并不是这个意思,她告诉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地方能躲得过去,如果我注定要死去,我想死在阿富汗,那里与我们这个可悲的文明相距最远。让我们到原始的地方去,在那里生存,在那里死去。’我觉得她反对我修建水坝的时候,就是这样想的。”
史迪格里茨医生阴着脸走到我们的吉普车旁,直截了当地说:“他活不成了,纳兹鲁拉,他想让米勒跟他坐一辆车。”
但是我马上就要探知纳兹鲁拉的秘密了,我自顾自地抗议道:“我想与纳兹鲁拉谈谈……再谈一会儿。”
史迪格里茨面无表情地说:“普利契特也想谈谈。跟美国人谈。”
“抱歉。”我说,然后我坐到工程师那发着高烧的额头旁边,开始给他敷毛巾,但是他只是张着大嘴,翻着眼睛盯着我。他已经到了弥留之际。
最后,他轻声说:“我喘不过气来。”努尔已经开始流泪了。
“我也喘不过气来。”我安慰着将死之人,“太热了。”
“你不一样。”他清晰地说道,“你没有拖着一条病腿,这条腿一跳一跳的,就像打鼓一样。我能感觉到它把毒素抽送到我的体内。”
他正在重复我说过的话,我忍着没提醒他,说:“咱们已经走完一大半的沙漠路程了。”
“我想请你给我妻子捎个口信。”他痛苦地用力说道,“她住在科林斯堡。是个好得要命的女人。告诉她……”他抽搐了一下,几乎可以看到一阵苦楚闪过他的脸颊,迫使他停顿下来。
我把他的头巾浸透,用湿布铺在他的腿上。河水已经用完了,我向努尔提出:“我们得用点饮用水了。”努尔沮丧地看着我,仔细观察着前方的沙漠,然后听了听普利契特的呻吟声。我看到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流了下来,在极度干燥的空气中变成了盐粒。
“如果他需要水,就给他吧。”他用普什图语说道。
我在普利契特的额头上倒了一些饮用水,他又恢复了一些神智,可以口述几个断断续续的词语,让我带给他的妻子。她得去找丹佛市的一位弗格雷格斯先生商量后事。孩子必须拿到大学文凭,两个都是。然后,出于一些我不能理解的原因,他开始进行一段长长的叙述,讲述他在一篇科技论文中读到过的一种新型涂料。这种涂料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他们家地下室的问题。花上二百美元是值得的,但是她也许能讲讲价钱买下来。
“普利契特。”在他长篇大论地讲完涂料的事之后,我突然插嘴说,“我认为我最好把史迪格里茨医生找来。”
“不要去。如果我要死去,让我与我的同胞待在一起,而不是什么见鬼的纳粹分子。”他开始打冷战。然后他的脸上冒出了一层吓人的汗水,细小的汗珠涌了出来,立刻就在令人头晕的热气中蒸发掉了。
“我要着火了!”他喊起来。努尔?木哈姆德听到了我们的对话,放声大哭起来,终于停下了吉普车。
“我不想开车把这个人给死神送上门去。”他抹着眼泪,光着脑袋站在太阳底下,“如果死神想收走这个人,就得到……这里来。”
我看到打头的吉普车开始移动,感到气愤极了,于是连续按起喇叭。“别吵,你们这些小子。”普利契特喊道。
纳兹鲁拉收到我发出的信号,在灼热的页岩平原上调转车头开过来。“你他妈的到底出了什么毛病?”他对努尔吼道。
“我不想开车把这个人给死神送上门去。”努尔固执地重复道。他从行李中拿出一小块布,铺在沙地上,面朝西方的麦加圣地跪了下来,开始祈祷。
“他看上去糟透了。”纳兹鲁拉说,史迪格里茨医生快步跑过来,查看着神志不清的工程师。
我的嘴唇里无声地冒出了一句奇怪的、沙漠居民常说的祈祷词:“噢,上帝,请饶恕我的族人。”我说完这句话,约翰?普利契特就死去了。
我失神地望着纳兹鲁拉,他耸了耸肩说道:“这就是靠运气,没有人觉得他运气好。”这句话太冷酷无情了,我简直想对着这几个笨蛋大发一通脾气,正是他们默许了这种可耻的自杀行为,但是努尔?木哈姆德比我还要义愤填膺:“你们都是凶手。把这个倒霉的人带到沙漠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