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即凯蒂葬礼之后还不到一个月,他们举家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对玛拉来说,搬家之前那两周尤其不堪回首,与地狱相比恐怕也有过之而无不及。每天只要醒着,她要么在生爸爸的气,要么在一个人生闷气。她不吃不喝,也不睡觉。唯一能让她提起精神的事情就是和她的朋友们聊天。当这四个好朋友聚在一起,欢乐的重逢总会逐渐演变成没完没了的告别,仿佛一个个都心碎得不成样子,每一句话都被冠以“还记得……”这样的开头。
玛拉的愤怒简直难以抑制。她的胸口犹如藏着一团火,不断膨胀,压迫着她的肋骨,使她的血液都开始沸腾,似乎随时随地都可能喷薄而出。就连她的悲痛也被怒火烧得片甲不留。她故意跺着脚走路,用力关门,每一件需要打包的纪念品都能让她泪如泉涌。她不能忍受把这栋房子——他们的家——封锁起来,然后跑到别的地方去。唯一让他们感到安慰的,是爸爸并不打算卖掉这房子。他说了,有朝一日他们还会搬回来的。屋里的大件东西,像家具、工艺品、地毯之类,就都留了下来。他们新租的是一套带家具的房子,仿佛不同的家具会让他们忘掉失去妈妈的悲痛一样。
动身的日子最终还是来了。玛拉依依不舍地搂着她的朋友们,呜呜咽咽地哭个不停。她还当面对爸爸说她恨他。
这一切都无关紧要。她恨不恨也无关紧要。这就是最让人无奈的现实。过去妈妈就是玛拉可以依靠的一棵大树,很多时候,她会弯腰迁就玛拉。但爸爸是冰冷的铜墙铁壁,任什么东西都无法让他变形。她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她亲身领教过,结果自然是撞得鼻青脸肿。
他们驱车整整两天才到达洛杉矶,途中玛拉一言不发。她戴上耳机,用音乐隔绝世界;手里拿着手机,一条接一条地给朋友们发短信。
他们离开青山绿水的华盛顿州,一路向南。来到加州中部时,周围已然呈现出一片棕色。秋意盎然,艳阳高照,视野之内是低矮光秃的棕色的群山。连续数英里看不到一棵像样的树。洛杉矶更为夸张,平坦广阔,一望无垠。高速公路一条挨着一条,每个车道上都堵得水泄不通。当他们终于来到爸爸在比弗利山庄租的房子前时,玛拉的头已经疼得快要裂开了。
“哇。”路卡张大了嘴巴赞叹道。
“你觉得怎么样,玛拉?”爸爸在座位里侧身看着她。
“哼。”她冷笑一声,“你什么时候开始在乎我的感受了?”说完她推开车门下了车。和两个弟弟不同,她没有兴奋地东张西望,而是低着头一直走到前门口,这其间她给阿什莉发了一条短信:所谓的家,到了。
很明显,这栋房子不久前才重新改造装修过,就像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子戴上了拳击手套,看着既现代,又有点正儿八经。前院干净整洁,所有东西都收拾得井井有条。该栽花的地方栽着花,该种草的地方种着草。而洛杉矶阳光充足,院子里又有洒水器按时洒水,因此这里的花开得格外大,格外漂亮。
这不是家。反正对雷恩家的人来说,这算不上家。屋里陈设井然有序,巨大的落地玻璃窗,不锈钢厨房,灰色石地板,却给人一种处处寒光的感觉。家具十分现代,边角分明,镀铬的气味儿还没有散尽。
玛拉看着爸爸。“妈妈肯定不会喜欢这里。”她看出这句话对爸爸造成了多大的伤害,便心满意足地上楼选自己的房间了。
在比弗利山庄中学的第一天,玛拉就发现自己和这里格格不入,而且这种状况恐怕永远都无法改变。她的同学仿佛来自另外一个星球。学生停车场上停满了奔驰、宝马、保时捷。拼车专用车道上,一堆豪华轿车和路虎揽胜中间还停了几辆礼宾车。当然,不是每个学生都有专职司机负责接送,但关键是这样的学生的确大有人在。玛拉有些不敢相信。女生们个个像名媛一样美艳动人,头发染成各种瑰丽的颜色,手里拿的包顶得上几辆汽车的价钱。他们衣着时尚,往往自发形成一个个小群体,不给任何外人插足的余地。玛拉在学校的这一天,甚至没人同她打过一次招呼。
上课对她倒没什么压力,该去哪个教室便去哪个教室。没有一个老师点过她的名或问过她问题。中午吃饭时她仍是独自一人,周围乱糟糟的,但她充耳不闻。她就像只孤魂野鬼,没人在乎她,她也不在乎任何人、任何事。
上第五节课时,其他同学都在考试,只有她远远地坐在后排,低垂着头。孤独的感觉势不可当。她怀念朋友,怀念妈妈。她压抑得太久了,只想找人说说话。而在这里她无依无靠,她忽然发现自己害怕得瑟瑟发抖起来。
“玛拉?”
她往上翻了翻眼睛,透过垂在额前的头发循声望去。
他们的老师阿普比女士不知何时站在了她的桌子旁。“如果你担心自己跟不上课程想找人帮忙,尽管找我,我随时都有空。”她往桌子上放了一份教学大纲,“我们能理解,毕竟你妈妈……”
“刚刚去世。”玛拉很平静地接过老师的话。反正大人们只要跟她说话,总免不了会用上这个词。她痛恨人们有意为之的停顿和表示同情的唉声叹气。
阿普比女士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转身走开了。
玛拉勉强笑了笑。她故意说出的那几个字其实算不得什么防守,但论效果却屡试不爽。
下课铃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