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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忘了他忘了什么（第1页）

费玛返回厨房。他又拿出四片尼娜刚刚从格鲁吉亚面包师那里买来的新鲜黑面包，在上面厚厚地涂上一层杏仁酱，便狼吞虎咽地吃将起来。国防部长说：

“我敦促大家不要诉诸各种各样没有把握的捷径。”

最后一个词的发音有些走样了。费玛一边嘴巴里塞满了果酱面包，一边模仿着他的腔调说：

“大家也敦促你不要锁住各种各样没有把玩的结晶。”

他立即从这个小小的文字游戏中退缩出来。把收音机关掉的时候，他向拉宾道歉说：

“我得赶紧走了。我要迟到了。”他一边嚼着胃灼热药片，一边又莫名其妙地将安妮特的耳环装进口袋里，那是他从尼娜放烟蒂的烟灰缸中间发现的。他一边穿上外套，一边特别留意着不让自己的胳膊卡在衣袖的衬里中。因为面包并没有缓解他的饥饿感，因为他事实上只把面包当作早餐，他决定到公寓对面的小餐馆去吃上一点儿午饭。他记不清老板娘的名字是叫施奈德曼太太，或者干脆就叫施奈德尔太太。他决定把赌注押在施奈德尔曼太太上。像往常一样，她并没有生气。她那一双孩童般的眼睛冲他闪烁着欢快的光芒，让他想起了一幅俄罗斯农民肖像。她说：

“是沙因曼，尼森大夫。没关系。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上帝应该将健康和繁荣赐给全体以色列人民。和平最终应该降临我们这个可爱的国家。总是有这么多死亡，真是叫人受不了。今天我们大夫要炖牛肉，还是要鸡肉?”

费玛想了想，点了一份炖牛肉、一份煎蛋饼、一份什锦色拉和一盘水果。另一张餐桌旁边坐着一个身材矮小、满面皱纹的男人，在费玛看来，他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身体还有些不舒服。他在那里懒洋洋地读着《新闻报》，一页一页地翻着，凝视着，剔剔牙齿，接着又一页一页地翻起来。他的头发似乎抹了发动机的润滑脂，紧紧地贴在前额上。一时间，费玛在心里揣摩着这样一种可能性：从昨天或者前天起就粘在这张餐桌旁边的人正是他自己，夜里和早上的所有事件压根儿就没有发生过。要么就是发生在其他人身上了，这个人在某些地方长得和他非常相像，只是在某些毫不重要的细处和他不同。开放的可能性和终结的既成事实之间的区别十分简单。说到底，他父亲或许是对的：压根儿就不存在通用的现实地图之类的东西，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人都得借助不可靠、不准确的地图在森林里寻找自己的路径，这些地图是我们一出生的时候就包裹着我们的地图，要么就是我们在途中某个地方所拾到的地图。所以，我们都迷路了，在那里兜圈圈，彼此之间不知不觉就发生碰撞了，在连天国光辉的一丝遥远光亮也看不见的黑暗中彼此走散。

费玛差点儿没有憋住，他想问老板娘那个绅士究竟是谁，他在绿白相间的油布覆盖着的餐桌旁就那么浪费生命财富地坐着已经有多长时间了。最后，他决定将就一下算了，问她为尽快实现和平她认为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沙因曼太太做出了怀疑的反应。她迟疑地朝四周扫了一眼，然后腼腆地回答道：

“我们能知道些什么呢?让上层人物去决定吧。就是我们政府的将军们。上帝应该赐给他们健康的身体。上帝也应该赐给他们相当敏捷的思维。”

“我们应不应该对阿拉伯人做出某些让步呢?”

显然是害怕特工，要么就是害怕说漏了嘴，要么只是害怕词语本身，她朝门那边和厨房的窗帘扫了一眼，然后小声地说：

“我们得心存一些怜悯。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费玛追问：

“怜悯阿拉伯人还是怜悯我们自己?”

她又对他胆怯地、卖俏地微笑了一下，就像一个乡下姑娘，在突然被人问及她的内衣是什么颜色或者从这里到月球的距离有多长时感到十分窘迫。她优雅、睿智地答道：

“怜悯就是怜悯。”

邻桌的男人看上去很憔悴，好像受够了折磨，油腻腻的头发紧贴着脑壳，在费玛的想象中他是一个长了痔疮的小职员，可能就是一个被解雇的清洁工。这时，男人插话了。他一刻不停地在那里剔牙，一边用带着罗马尼亚口音的平坦语调说道：

“先生。请原谅。请问，什么阿拉伯人?什么和平?什么国家?谁需要呢?活着的时候，我们必须学会享受。你干吗要他妈的关心世人呢?世人又他妈的关心你什么呢?就好好地享受吧。能怎么享受就怎么享受。目的就是为了开心。做其他任何事情你都是在浪费时间。请原谅我的插话。”

费玛并不觉得说话的人看上去特别像是个日子过得很快乐的人，倒像一个时不时就自己邻居的收入隐情向所得税部门告密因而赚取几个小钱的人。男人的双手在那里颤抖着。

费玛很有礼貌地问道：

“您是说，我们应该将一切都交给政府处理吗?我们应该只关心自己的事情，不要掺和公共事务?”

忧郁的告密者说道：

“政府的人他们很快活。阿拉伯人政府的人也快活。外邦政府的人同样快活。整天快活。但不管怎样，总有一天我们都要死的。”

沙因曼太太没有理会那个遭解雇职员的存在，对费玛诡秘地微笑了一下。像是为他被迫听讲而感到抱歉，她巴结地说：

“你别答理他，大夫。他的小姑娘是死底，他的妻子是死底，他的兄弟们也是死底。还有，他口袋里没得一个子儿。他说话不经过脑袋。这个人是一个上帝已经忘了他的人。”

费玛在自己的几个口袋里乱抓，可找到的只是零散的小钱，他请老板娘将饭钱记在账上。下周吧，到时候他就有来自……可她欢快地打断他说：

“千万别在意。不用着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还没等费玛说话，她又给他端来一杯柠檬甜茶，一边接着说：

“不管怎么说，一切都来自上帝。”

在这点上，他不同意她的看法，但她的话语是那么悦耳，就像爱抚一般触动了他，他突然将自己的手指头按在她的一只青筋暴突的手上，向她表示感谢。他夸奖她做的食品，热情地表示同意她刚才说过的话：“怜悯就是怜悯。”

迪米八岁那年的一天，上午十点，特德和约珥惊恐万状地给他打来电话，请他帮忙寻找他们的孩子。小迪米显然是逃学了，因为其他的孩子都欺侮他。费玛一刻也没有迟疑，立即叫了一辆出租车，直奔位于罗梅马的化妆品工厂。果不其然，他发现巴鲁赫和迪米把自己关在小实验室里，在一条长凳旁弓着腰，银白浓密的长发紧挨着白化病的鬈发。两人把试管放在加热装置上，正在对里面的一种淡蓝色液体进行蒸馏。他走进去，老人和孩子当即停止了说话，就像两个密谋的家伙被人当场捉住了一样。在那些日子里，迪米还习惯把巴鲁赫和费玛都叫做“爷爷”。胡子像托洛茨基触须、上翘得就像阿拉伯短弯刀的父亲拒绝向费玛透露他俩实验的性质：你无法知道他站在哪一边。可迪米一副不苟言笑、讳莫如深的样子，他说他相信费玛不会出卖他们。我和爷爷正在开发一种抗愚蠢的喷剂。愚蠢什么时候露头了，你只用拿出一个小盒子，喷一下，愚蠢就消失了。费玛说：那你们首批至少就得生产十万吨。巴鲁赫说：我们也可能是在浪费时间，迪明卡[1]。聪明的人不需要这种药剂，至于傻瓜嘛，你们告诉我，我两位亲爱的孩子，我们干吗要为傻瓜把自己弄得疲惫不堪呢?我们这会儿干吗不找点快乐呢?他马上按铃叫人送来一盘糖果、干果和水果。他叹息着从一个抽屉里拿出一摞小游戏棒，叫迪米锁上门。于是，三个人在上午剩下的时间里就沉浸在挑棒游戏的竞赛之中了。那个放纵的上午是那么快乐，那种快乐费玛甚至在童年时代都没有体验过，它像一片幸福的阳光照耀在费玛的脑海里。就这样到了正午，他才不得不作罢，将迪米送还给他的父母。特德把孩子在盥洗室里关了两小时禁闭，又将他在家中软禁了两天。费玛也受到了责备。他差点儿就为他们放弃了抗愚蠢喷剂的实验工作感到后悔了。

乘车上班的途中，他将舍恩贝格太太就那个忧郁的告密者所说的话在脑袋里想了一想，然后自言自语地说：被上帝遗忘并不一定意味着到了末日。相反，可能还意味着像沙漠蜥蜴那样轻松快乐、自由自在。他暗自思忖着两个希伯来语动词的相似性，一个动词的意思是“遗忘”，另一个动词的意思是“渐渐减少”或“渐渐消失”。最悲惨的命运不是被遗忘，准确地说，是慢慢消失。意志、渴望、记忆、肉欲、好奇心、激情、快乐、慷慨——一切的一切都在渐渐消失。正如风到群山之中就消失了，精神也一样要消失。事实上，随着岁月的流逝，甚至痛苦也会或多或少地弱下来，但接着，伴随痛苦的其他的生命迹象也会慢慢地减弱。那些简单的、无言的、原始的事物，那些令每个孩子见了都会激动和惊讶的事物，比如四季的更迭、一只在院子里蹦蹦跳跳的小猫咪、在铰链上转动的大门、植物的生长周期、越长越大的果实、飒飒摇曳的松树、在阳台上爬行的蚂蚁纵队、阳光在山谷里和山坡上的嬉戏、月亮的苍白和月晕、清晨缀满露珠的蜘蛛网、奇妙的呼吸和话语、日落时分的晚霞、水的沸腾和结冰、正午时分的太阳照在一小块玻璃上所形成的耀眼的光芒，这么多原始的事物，都是我们一度拥有的，可是已经丢失了。一去不复返了。要么就更糟糕，它们会稀罕地回来几次，柔弱的光亮在远方摇曳着，而当初的兴奋却永远地消失了。一切都模糊了，都溶解了。生命本身在慢慢地变得灰扑扑的、脏兮兮的。在法国，谁将获胜呢?利库德中央委员会将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呢?为什么那篇文章被退稿了呢?一个总经理能挣多少钱?部长对针对他的指控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我要迟到了。我赶紧得走了。”今天早晨，我一遍又一遍地听别人说，我也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这样说。但是为什么呢?上哪儿去呢?去做什么呢?毋庸置疑，就连拉宾部长也肯定因那些原始的事物激动过，那是一千年前，他还是一个腼腆的、长着姜黄色头发的孩子，一个瘦削、脸上长着雀斑的孩子，他脚上没穿鞋子，就那么站在特拉维夫的一家后院里，站在晾衣绳中间，时间是一个秋日早晨的六点钟，一群鹤突然打他头顶上飞过，在黎明时分云彩的映衬下显得洁白洁白的，就像我一样地向他许诺会呈现一个纯洁的世界，一个到处是寂静和蓝色的世界，一个远离词语和谎言的世界，只要我们敢于把一切都抛在身后、站起来、出发。但我们是在这里，这位国防部长和天天在报纸上攻击他的那些人一样，我们都在遗忘，我们都在渐渐枯萎。我们都是死魂灵。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在身后留下一连串没有生命的词语，而从这些没有生命的词语到占领地上每天被杀害的阿拉伯孩童的尸体只有一步之遥。一步之遥的还有这样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干脆就不假思索地把前天在前往阿尔费梅纳什途中被一个莫洛托夫汽油弹活活烧死的移民家庭的孩子们从死亡名单上给抹去了。我为什么把他们给抹去了?是他们的死亡不够无辜吗?还不配进入我们一向自封为其保护人的那片充满苦难的圣地吗?只不过是因为那些移民让我惊恐、让我恼怒，而那些阿拉伯孩童又让我良心不安吗?像我这样一个毫无价值的人可能已经堕落到要在不可容忍地屠杀孩童与不是那么不可容忍地屠杀孩童这两者之间做出区分的卑鄙田地了?舍恩贝格太太只对我说了句“怜悯就是怜悯”，正义本身就从她的嘴里出来了。国防部长拉宾正在背叛我们基本的价值观念云云，但从拉宾的观点看，我和像我这样的人都在背叛根本原则云云。但对于一个秋日早晨第一缕光辉的遥远呼唤来说，对于在天空中飞翔的那一群鹤来说，我们毋庸置疑都是叛徒。部长和我并没有什么区别。我们甚至毒害了迪米和他的朋友。所以，我应该给拉宾写上几句话，向他道歉，试着向他解释我俩毕竟都是一条船上的人。要么，就约他见上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