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席的时候,宴会还非常漫长。领我到这里来的两位女干事已经走了。我在门外的空地上踱来踱去。黄书记走出来,关心地问我:“吃饱了没有?”
“饱了。”
他回到酒席中,转眼间又出来,身边多了一位小个子青年。
小伙子名叫徐国文,镇宣传委员,黄书记派他来陪我。
“有什么要求尽管跟他说。”黄书记跟我握了握手,进去了。宴会还在慢条斯理地进行着呢。
徐国文推出一辆自行车,小心地问我:“来长涂有什么打算?”
“我想跟渔民出海。”
“出海?看他们捕鱼?”
“是啊。”
“海上风浪很大,你吃不消。”
“我是有准备的。”
“现在的渔船大都是钢质渔轮,出次海一般要半个多月,遇上大风浪就难说了。”
半个月?这倒是个问题。我问:“没有其他渔船吗?”
“有小木船,就在附近海域作业。不过这样的小船不多,船主大都是老渔民。”
“能找到他们吗?”
“要到码头上去等,等一天,也许两天,然后再跟他们商量。”
没想到会这么棘手。徐国文说:
“我们回镇里,先找个地方住下,然后再想办法。”
他摇摇晃晃地上了自行车。我在后面小跑一阵,正准备跃上书包架,他却停了下来。
“你还是等一等,坐吉普车回去吧,他们吃好饭就开车走。”他说。他大概是不好意思让我坐在自行车的书包架上。
等了很久,车里的人才到齐。可以开车了。从农场到镇里,烟屁股那么长的一段路,眨眼间就到了。
镇政府驻地在倭井潭村。倭井潭,又叫平倭井,是一口二十米见方的水潭。从镇政府出发,沿着“老街”东行一百米,然后向北拐进一条泥泞的小路,前行不久就可以看见那口水潭,像位老妪坐在一片低缓的山坡下。水潭被一道两米高的墙围成正方形,在水潭的南边,修筑着两口方井,井沿被绳索磨得光光的。井底的水与水潭相通,所以这里既是井,又是潭。
相传明嘉靖年间,倭寇受戚继光打击,从海上逃至长涂岛,霸占了这口久旱不干的水潭,直至两年以后,被杀上岛来的戚家军剿灭。当地百姓从此把水潭称作平倭井,并在井旁立一石碑,上书“抗倭碑”三字,石碑在七十年代毁于内乱,现在人们看到的是后来重修的。
在定海就听说长涂岛有一种奇特的糕点,叫倭井潭硬糕,原是渔民出海捕鱼时充饥的干粮,现在已成为有趣的土特产。倭井潭曾经开办过好几家硬糕厂,如今只剩几处硬糕作坊,其中最正宗的是“老万顺”硬糕店。这一天的午后,我跟随着徐国文在一条僻静的小巷里找到了它。
“老万顺”硬糕店主人叫林玉扬,是一位厚道的老汉,他的祖先一百五十年前为了生计从浙江黄岩迁徙到岛上,一齐带来的是祖传的硬糕手艺。林玉扬是第五代。1985年,他给自己的硬糕店挂上了“老万顺”的招牌,但是这时硬糕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从八十年代开始,海里的鱼越捕越少,渔民的船越开越远,出海的时间越来越长,木帆船被钢质渔轮代替,硬糕不再是渔民的粮食,代之的是更为新鲜可口的食物。倭井潭硬糕已成为过去岁月的回忆,一种笨重、价格低廉的纪念品。
这是一个古朴的家庭作坊,屋檐低矮,分前后两个小开间。前开间里,两米多高的烘灶依墙而筑,灶前堆着煤块和烘筛。我进门的时候,男女主人正在后开间忙碌着,男主人林玉扬在和粉,女主人一次次麻利地把和好的粉盛进糕框里,用竹刀压实、削平,切成一般大小的小方块。四周的墙壁上,挂着沙筛、糕筷等各种工具。地上放着几只大缸,盛着白糖、花生粉、糯米粉。另一侧垒着一箱箱做好的硬糕。主人用印有“老万顺硬糕”字样的白纸把五块硬糕扎成一封,然后按照每封九角的价格出售给二道贩子,利润相当微薄。老夫妻在作坊里日夜劳作,每隔一段时间坐轮船去宁波选购原料,再乘长途汽车去黄岩购进竹筛——在黄岩,硬糕已经绝迹,但是还留着做硬糕的工具——一年下来,大概可以赚万把块的辛苦钱吧。
老汉有两个儿子,在小岛上开服装店。服装店生意冷清,但是孩子宁可闲着,也不愿呆在作坊里,更不愿出海捕鱼去。老汉一心想教儿子学做硬糕,但是儿子没兴趣。有户人家送孩子过来,想出钱学这门手艺,老汉想了想,回绝了。
“这可是祖上传下来的啊。”老人说。对硬糕,他有一种固执的虔诚,因为它是祖传的,是一门养活了几代人的手艺。这门手艺将要在他这一代失传。他做的活精巧而熟练,身上有着祖宗传给他的执拗的气力。
临走时,我买了三十余封硬糕,从中取出一块,放进嘴巴里狠命地咬,咬了半天它仍纹丝不动,像一块又冷又硬的石头。后来我终于听见嘴巴里发出“咯嘣”一声,然后两排牙齿开始发麻。不好,可能牙齿崩掉了。仔细检查才发现牙齿尚完好,那块被我咬湿了的硬糕,出现了一道小小的、几乎看不见的口子。
整个下午,黄书记都在开会。徐国文去看望他生病住院的母亲。我独自跑到码头,寻找徐国文所说的那种小木船。
码头上空空荡荡的。海风在轻轻吹着,浑浊的海水在轻轻地拍打着码头。这是一个非常细长的港口,紧紧地夹在两座岛屿——大长涂岛和小长涂岛——之间。海面上看不见一艘渔船。
“怎么看不见渔船?”我问一个卖硬糕的小贩。
“都出去捕鱼啦。”他说。
“傍晚回来吗?”我问。
“没的准。”
我在一个系缆绳的大铁桩上坐下。来了一艘小客轮,下了几百个乘客。码头变得喧闹起来,但是小客轮很快就开走了,码头也恢复了平静。海面上再也看不到船只。天快黑的时候,我怏怏地回到了旅馆的房间。
傍晚,黄书记打电话过来,让我去吃晚饭。县里的一干人还在,包括那位头面人物。晚宴依然热闹而漫长。我仍然早早退席,独自来到街上。
风从海上刮过来,冷而潮湿。七点多一点,街上就已寂寥无比。行人很少。两个七八岁的小孩在街旁追逐着,很快就消失在街角不见了。沿街的店铺大都关着。从一间美发室射出来的灯光照亮了狭窄的路面。饭馆的门大都开着,但是很少有顾客,有位上了年岁、打扮香艳的老板娘倚在门口,慢腾腾地嗑着瓜子。在群建路和文卫路的交叉口摆着许多水果摊,但是很久都无人光顾。风很大,淹没了所有的声音。
我迎着风,一直步行到码头。码头很黑,分不清哪里是海,哪里是陆地,你只能感觉到那片又厚又稠的黑暗,像一堵墙挡在前边。我注视着黑暗中的大海,慢慢地发现了一处光亮。我朝它走近,发觉那里停着一艘轮船,柔和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