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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我回到耀眼的一楼大厅。呵欠连连的总台小姐递给我一张入住登记单。我交了三百元押金。

幸好房间还算干净，电话、电视机、卫生间等一应俱全。想起明天就有可能到海上去，我的心情非常舒畅。

我把行李放好，然后跟旭光一起出去吃晚饭。

1997年12月4日

天已经睛了，但是今天我还不能出海。

旭光在法院里上班。我起得很早，在房间里看了一会书，九点钟时我步出饭店大门，去舟山日报社找阿坚——旭光忙于考研，委托他做我出海的顾问和伙伴。在阿坚的办公室里，我翻阅着最近几个月的报纸，试图从中寻找到出海的线索。我希望能跟渔民一起出海，和他们一起捕鱼，一起吃饭，一起睡觉。我还想到偏僻的小岛上去，住上几天——那将是很小的小岛，被辽阔的海洋所包围，岛上没几户人家。

阿坚在不停地给嵊泗的朋友打电话，帮我联系出海事宜。他准备陪我去嵊泗列岛，但要等到他把手头的工作做完，大概要三四天以后吧。在这三四天之内，我只能单独行动。他让我独自先到岱山去。

昨天晚上，我们在市中心的一个餐馆吃饭。除了金旭光，还有黄立宇、阿坚，后来又来了一位，叫李军，瘦瘦的，长着两片薄薄的嘴唇，头发整齐地往后梳着，额头的发际极高，仿佛清朝的遗民。

八点多钟，我们从餐馆里出来，沿着湿漉漉的街道，步行至市中心广场，然后蹩进广场边上的一条小巷。小巷暗暗的，隔很远才有一盏路灯，裹在夜雾里，微弱的光芒几乎照不到地面。黄立宇就住在这条寂静的小巷里。我们去他家谈天，用旭光的话说，是去“论剑”。我喜欢“论剑”这个词语，它使参与“论剑”的人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感觉，以为自己就是武侠小说里的侠客。

我们跟着黄立宇钻进一个黑乎乎的单元门洞，整条楼梯顿时响起了杂乱的脚步声。二楼有扇门打开了一条缝，逸出的灯光照亮了我们脚下的路，一个蓬乱的脑袋伸出来，那对黑中泛白的眼珠瞅着依次盘旋而上的我们。

“是去黄立宇家的。”这位老兄自言自语道，说完“砰”的一声关上了门。我们重又陷入黑暗中。

黄立宇家在四楼，我们跟着他鱼贯而入，在书房门前换上拖鞋。书房里摆着一台电脑，一张桌子，书整整齐齐地码在书架上。大家在茶几四周围坐成一圈，像老爷一样轻轻咂起了热茶。整个房间都是愉快的喝茶的声音。

几口热茶下肚，大家的面孔开始潮润起来。有人开如高谈阔论起来。话说到一半，有人插话进来，表达了不同意见……大家争得面红耳赤。后来大家都很疲倦，无力地靠在椅背上。

深夜一点多钟，旭光、阿坚和我从黄立宇家出来，前往我入住的地方。夜晚的街道非常静寂，路灯发出像月光一样清冷、灰暗的光辉。窗户都紧紧关闭着，偶尔从某扇尚未沉睡的房间里透出一丝温暖的光线。已经是深冬了，从海上吹来的风在我们面前一路追逐着，盘旋着，掀动着我们的裤脚和掉落在马路上的树叶。我缩着脖子，双手插在裤袋里，身体瑟瑟发抖。这就是舟山吗？我想，现在我正贴在它的地面在走。跟杭州相比，这里好像多了一份孤寂，也许是远离大陆，受海水冲刷的缘故。白天，人们像鱼一样为生存朝不同的方向游走，晚上回到用石头和海藻搭起来的安乐窝中抚慰无助的灵魂。这里有点像乔伊斯笔下的爱尔兰。这里自成一体，但是好像有点闭塞、小气。这里的文学刊物叫《海中洲》，意为“大海中的小块陆地”，这个名字仿佛在不经意中道出了舟山的现实、人们的集体无意识：一方面是诗意的安居之地，另一方面是隔绝的失望之地。谁会来把它撕开呢？

1997年12月5日

早晨我退掉房间，把箱子寄存在总台（旭光会来拿走），只带了个背包就出发了。

按照阿坚指点的路线，我先乘汽车到达定海的西码头，然后在那里搭上了一艘开往高亭（岱山县城）的白色快艇。被密封得严严实实的快艇像一匹烈马在黄色的大海里跳跃着，倒腾着我腹中的器官。舷窗很高，往外看很吃力，我只好闭上眼睛，把铁锚一般沉重的脑袋搁在椅子的靠背上。我睡着了。

醒来时我发现人们正涌向舱门。原来船已经靠岸了。摇摇晃晃的我被人流裹挟着走出船舱，在码头上立定。码头上人头攒动，人声鼎沸。港湾里停泊着大大小小的船只，密密麻麻的桅杆像冬天光秃秃的树林。船只在海浪的拍打下微微摇晃着，船上的旗帜在海风的吹拂下发出猎猎的声音。海面上散布着无数小岛，海面看起来不如我想象中那样辽阔无边，而是被隔成无数个大小不一的区域。我问身边一位穿蓝色制服的高个子船员：

“哪艘是开往长涂岛的？”

他朝停泊在左边的那艘白色轮船指了指。我走过去，一位穿着同样制服的先生彬彬有礼地欢迎我，领我走进船舱。

“到上面去坐吧，可以看录像。”先生很和气。

“在哪里买票？”我问。

“你在那里坐着，我们会把票送到你手里的。”先生说。

我顺着先生的指点走上楼梯，找了一个靠窗的座位坐下，然后悠闲地观看窗外的海景。光秃秃的岛屿散布在海面上，使大海显得越发荒凉。海水把船舱映得亮堂堂的，座位的靠背套着洁白的罩子，整个舱房既洁净又明亮，暖气开得很足。

船在轻轻摇晃，我的胃又开始翻腾起来。我走下楼梯，回到码头上，呼吸着新鲜的凉飕飕的空气。那位先生朝我走过来，说：

“码头上很冷，到船上去吧，船很快就会开的。”

“船舱里空气不太好。”

“你可以把窗户打开。”

“船舱里开着暖气呢。”

“不要紧，你把窗户打开吧。”

我回到船舱，把窗户打开。窗外吹进来的风是苦的。我一边看录像，一边想象着轮船到达长涂岛时的情形。不知不觉中船离开了码头，驶进了黄色泥浆般的大海。中午时分，轮船抵达了目的地。走上码头，我坐上了一辆黄包车。

黄书记在附近的一个农场里，他让镇文化站的两位女干事在镇政府等我。黄包车载着我在镇政府办公楼前停下时，她们正从楼梯上走下来。

黄包车夫载着我们离开镇政府，上了小镇狭窄的街道，街道的尽头是一片荒芜的田野，大约有两平方公里。它的前方是一条光秃秃的山峦，村庄像裸露的岩石一样静静地蜇伏在山脚下。田野后面就是这个低矮的小镇，它把田野与大海阻隔开了。站在田野上，你感觉这是内陆，而不是一座面积仅十平方公里的偏远海岛，你看不到作物，看不到飞鸟，只能看得到丛生的没膝的野草，那条笔直的、泥泞的乡间小路，小路边上兀立着几棵碗口粗的树木，树叶早就掉落光了。田野中心有一座孤零零的砖头平房，黄书记就在那平房里面。

平房前面停着一辆桑塔纳轿车，一辆绿色的军用吉普，一辆小面包。他们正在此地大摆宴席，庆祝伟大的“长涂镇星火合作农场”成立。老远我就听见从房子里传出的觥筹交错的声音，离得近了才看见有许多黑乎乎的脑袋在飞舞。平房一共三间，左边是厨房，五六位系围裙的妇女在清洗、掌勺、跑堂；中间是办公室，门口摆着几条凳子，几名黑脸汉子悠闲地坐在那里；右边是临时餐厅，摆着三张圆桌，团团围坐着油头油嘴的人，一边说笑，一边挥舞着筷子和酒杯。黄书记从里面走出来迎接我。

“先吃中饭吧。”他拉着我的手往里走。

“给你添麻烦了。”我在他身后说。但是他好像没听见。他端了把椅子，放在自己的身边，让我坐下。酒宴刚进行到一半。桌面上堆满了吃剩的蟹壳和鱼骨头。他给我倒了满满一杯冬瓜茶，说：

“多吃点。”

“不客气。”我说。但是我怀疑他还是没听见，因为他一点反应都没有，而是拿起一个酒瓶，一声不吭地给坐在他另一侧的几位来客加酒。——后来我知道他们都是上头来的老爷，其中那位谢顶、脸孔白净、皮肤细嫩、脑满肠肥的中年人是岱山县的一位头面人物。

黄书记是阿坚的好友，年龄三十五岁左右，身材中等偏瘦，脸庞长而黑，没什么表情，整个人显得敦厚、木讷，仿佛海中的一块礁石，身上有一种不平常的与生俱来的承受力。他向旁边的老爷们频频敬酒，把切开的螃蟹一块块地夹进他们面前的碗里，然后顺便招呼我“多吃点”。他吃得很少，说得也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