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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部分（第1页）

越搞越糟。

当然，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一年后的1958年，一场更大规模的狂热——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会接踵而来。

每每谈完，两人还忘不了开上一句玩笑。

我爷爷说：“你可什么也没说，我什么也没听见！”

季风就会煞有介事地说：“我说什么了吗？我什么也没说啊。”

于是，两人一阵释怀大笑。

路琴的工作也很清闲，是干饲养员。不过不是喂牛喂马的饲养员，也不是喂猪的饲养员。喂牛喂马太辛苦，因为夜里要起来添料，喂猪太脏，臭气哄哄，老远都能熏死人。那么她是喂什么呢？哈哈，喂兔子！

那时，什么都学前苏联，连喂兔子也是，上边从前苏联引进了一大批长毛兔，说是兔肉可吃，兔毛可卖，就让上上下下都喂起了前苏联长毛兔。

不知是水土不服，还是因为沂蒙山区比西伯利亚热，这前苏联的长毛兔到了咱这儿就不是长毛兔了，而是变成了短毛兔，而且个头也长不大，远不像照片上的那么大。

这样的话，剪下的兔毛本来就不多，剪下来还得统一卖给乡里的供销社，这么一倒腾，喂兔子根本就赚不几个钱。但钱不多也是钱，对于已经办了高级社的村里来讲，这就不错了。

喂兔子的组长由刘英兼着，组员共五六个大姑娘和小媳妇。俗话说三女一台戏，这五六个女的凑在一起，就几乎成了两台戏。加上刘英的大嗓门，那就更热闹了。一高兴的时候，还净拉骚呱，说的全是床上事……谁谁的男人脚丫子特臭，谁谁的男人完了事倒头就睡，谁谁的男人每晚上都能来一阵，谁谁的男人连骑马布子都洗。处在这样的环境里，谁的烦事都会少一些。

至于季风，在我爷爷那里几乎是“白吃白住”。但对外仍说是交14块钱，这里面除了两人当年的友谊外，还因季风家的人口太多，花费大，而我爷爷的“十七级”，几乎有近百元的收入，他同我奶奶无论如何花，也是用不了这笔钱的。

。。。。。。

季风还是过去的老样子，带副眼镜，白天记工，晚上看书。他的生活自持力极差，因而常常闹些洋相。有时，他赶到半夜饿了，就用手干抓床头的奶粉吃，我奶奶就责怪他，床头就有暖水瓶，你不能起来用水冲一冲啊。他就说，懒，不想动。

村里人知道了这事，就跟他开玩笑：“季同志，干吃奶粉好吃吗？”

季风就会认真地回答：“不好吃，粘牙……”

以后，我奶奶就提前用煎饼卷好菜，再煮好两个鸡蛋放在锅里馏着，等到他看书看饿了时再吃也不凉。

季风还出过一次洋相，他看到虾米炒辣椒鸡蛋挺好吃，就自告奋勇去三龙潭去用拖网拖虾米。到了晚上，我爷爷切好了辣椒，打好了鸡蛋，等虾下锅呢，他却空着手晃晃地回来了。

“你打的虾呢？”我爷爷问。那时虾多，三岁的孩子都能用拖网拖上两大碗。

季风把拖网一摔老远：“全让我倒了！”

“你怎么倒了呢？”我爷爷犯傻了。

“全是些青灰色的虾，没有咱们吃的红虾……”

“你说什么？”我奶奶听出了点门道。

“没有咱吃的红虾……”这位老夫子又耐心地解释了一遍。原来，他认为原先吃的红虾应是天生的。

我爷爷差点没让他笑断了肠子：“哎呀呀，我的大学士，哪有天生的红虾？那是煮熟以后才变红的，凡是虾，一旦煮熟后，都要变红。”

“啊，原来如此……”

这个笑话到现在还在沂蒙全县流传。1983年，季风爷爷应邀去我县传授大棚菜技术，我爷爷还当众开他的这个玩笑。回来的时候，县委县政府还专门给了他半桶（用水盛着，几天内可以保证不死）三龙潭里捞上来的虾米。但据季风爷爷说，不知什么原因，已没有了当年的香气。

路琴当时最挂念的就是自己那半岁的儿子，但她很快就实现了回济南看孩子的愿望。支书穆蛋说到做到了。当时配给村里的一台前苏联产的双轮双犁的几个零件坏了，只有去济南才能买到。于是村里就派了大队会计和一个帮工，再加上路琴去了济南。路琴的职责是“帮忙提东西”。那时候火车还没有快车，全是站站都停的慢车。从益都站到济南，要颠六七个小时，但路琴的心情是高兴的，用归心似箭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1958年的春节，村里去济南买年货，又让路琴“提了一次东西”。但这一次去出了事。不久，村里接到济南某街道居委会的“来函调查”，问路琴一个“右派”分子，怎么老回家……

穆蛋收到调查函问我爷爷怎么回信，我爷爷说，你就这么写：这是我们改造右派分子的一个手段，想看看她一路上有什么反动表现。

信写完，穆蛋又问，三爷爷该盖方章呢，还是盖圆章？那时，村里的章是方章（即高级社的行政章），村支部是圆章，我爷爷说，两个都盖就是嘛，盖个章能累死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