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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世界三”这个独立维度和符号这种象征体系，暗示后现代制度与现代性制度的质的不同（当然它们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信息空间在我们看来，是异质性的空间、有机互联的空间，意义层面的制度，自然也要受制于空间和时间的基本范畴，在根本的层面上具有异质性、有机性的特点。

因此，制度表征问题实际要解决的是，作为信息流的制度何以可能。包括它如何作为理性制度的解构而可能，如何作为表现于符号上的体系而可能。实质性的问题是，它与现代性制度在规律上有哪些不同。

后现代思想中的制度观

信息空间

福柯在《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中，比较了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中空间概念的不同：中世纪的空间是指定位空间，特点在地方化；从伽利略及17世纪起，空间的特点是延伸；现时代，空间的特点是基地：“今天，基地又取代了本来替代了定位的延伸。”这里所说的基地，相当于网络中的节点。人们“生活在一组关系中，这些关系描绘了不同的基地，而它们不能彼此化约，更绝对不能相互叠合”。这种异质的空间，构成了与工业化同质空间的区别。鲍曼（轻现代性、流动的现代性）、戴维？哈维（时空压缩）和吉登斯（组织媒介）也都认为空间、时间是现代性的关键词，现代性正是时间与空间的演变。

新古典经济学信息充分假说背后，存在我们现在所没有发现的更大问题，在于使信息环境外生化，将文化理论贬低为经济解释的补充替代品。这导致忽略在市场失灵与政府介入之间还存在第三空间，这就是识知（波兰尼的概念，不是“知识”）的公共流动空间，要用不同于市场和政府的第三种组织形态—非扁平、非科层的网络治理来处理，用知识管理的方式来增进。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六章　后现代经济——制度（11）

《信息空间》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不能解释信息社会的财富问题：“因此当信息以其自己的权利变成一种形式的财富时，经济学发现自己乱了方寸，以错误的概念工具去处理信息现象。”

《信息空间》认为根本的问题，出在新古典经济学背后所依据的时间和空间概念，仅相当于1860年物理学的时空概念，因此严重过时。以这种时空概念作出的经济学推论，对于信息时代来说，是不可靠的。①《信息空间》按新一轮现代化要求，对时空概念进行了重新梳理，将经济学中理性人假说对确定性（负熵现象）的解释扩展到了对不确定性（熵增现象）的解释，并由此将信息问题移向了经济解释的中心。

《信息空间》通过“信息—不确定性—熵”这三位一体的概念体系，把信息流为什么能整合资金流和物质流的道理，从资源配置到制度安排，总结到了新的高度。将经济学镜头中聚焦于物、聚焦于钱，成功转向聚焦于信息。在作者看来，经济过程既不是使用价值的流转过程，也不是价值流转过程，而是信息流转过程。信息流转要求人类系统，也就是它的文化、制度环境与之配合。信息流转的本质，是人类系统与环境系统进行对话交流中有序程度不断发生变化的过程。

《信息空间》详细分析了信息生产与交换以及围绕的制度变迁，发现了信息不同于物质、资金的特殊规律。特别是注意到隐性知识的特殊性，进而发现了文化理论对经济学的特殊意义。

《信息空间》把亚当？斯密在市场完全信息假说中漏算的交易费用概念进一步还原成熵的概念，因此与信息建立了内生的关系。在作者看来，信息的作用，并不仅仅是降低交易费用，信息的生产和交换本身也创造价值。因为经济效率问题被推广为“通过对特定活动水平所要求的物质资源如空间、时间或能源消耗的最小化而有效减少熵的产生率”。布瓦索明确反对经济人假设，认为它不能作为整个经济学的前提假设（只能作为工业化的前提假设，或工业阶段经济学的前提假设）。

原因在于，以人为本的信息经济提出了大量实质性反例，如个人知识、个性化、酷文化等非“最大化理性”现象。这些只是现象，深层规律何在？布瓦索终于发现了其中的奥秘，他比大多数人想的都深了一步，他不是停留在经济人假设本身，而是将思考移向价值论的起点。

按照布瓦索的思路，主流经济学理解的价值，以有序为价值，以有序化程度提高为高价值；无序、低序则为无价值、低价值。有序还原到底，就是负熵；无序还原到底，就是熵。也就是说，主流经济学有一个思维盲区，以负熵增加为价值提高，以熵增为价值降低。我认为正是这一点，与个人知识、个性化、“酷文化”等“真实世界”发生的经济现象发生了矛盾，被证伪了。

“经济学的尼采”巴塔耶认为，个性化经济本质上是熵增经济，是耗散经济。它必然与大规模批量生产相矛盾。消费具有双重性，生产性消费（为了熵减而熵增，为了生产而消费）与非生产性消费（为了熵增而熵增，目的性消费，相当于*自主劳动以自身为报酬的理论）具有本质的不同。

经济人假设实际上假定了有序化程度提高作为价值前提，因此是不全面的。它没有考虑物质极大丰富（且文化精神贫乏）、生产过剩、休闲增加导致需求升级三种“后工业”条件下价值取向的变化。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六章　后现代经济——制度（12）

既然熵增和熵减都可能具有价值，布瓦索就很自然地得出一个新的假想：何不将经济学的起点门槛降低，将熵减包括进来？布瓦索的这种思路，十分像弗洛伊德：既然精神病这种现象用意识解释不通，何不降低心理学门槛扩大到潜意识分析？“经济学的弗洛伊德”波兰尼实际上早就想到了这一点。哈耶克也想到了，可惜没有系统化。只有布瓦索抓住这个想法不放，将其用在了经济学体系的修正上。

布瓦索以“扩散”与“未扩散”，“已编码”与“未编码”，“抽象”与“具体”这三对矛盾为三维，建立了一个以信息还原为基础的经济分析框架。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将布瓦索的模型与我们的公理模型联系起来：在这个框架中，“扩散”与“未扩散”这一维度，相当于世界二中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维度；“抽象”与“具体”这一维度，相当于世界二中抽象价值与具体价值的维度，即品种维度①。其中，扩散、抽象维度相当于理性化的X，未扩散、具体维度相当于后现代的K域。这一划分本身，已明确定位了后现代的问题域。②

布瓦索将“已编码”与“未编码”这个信息维度纳入制度分析，在建立后现代制度的表征系统方面，具有重大意义。没有范式维度的相对独立，就不能在能指表述上占据主动。

文化、符号与权力

后现代制度理论的一个独特之处是，建立了一套与理性资本方向相反、基于实践意志的文化资本的权力分析话语。

布尔迪厄关于“象征性权力”的理论最有代表性，见于《言语意味着什么—语言交换的经济》。

布尔迪厄关注规则的规则，发现在符号维度（世界三）中存在着权力意志，这是一种把事物变成“真实”的意志。统治者通过控制媒体、文化系统，不断把符号世界变成统治意志的对象化表征。这种权力有几个不同于理性制度的特点：第一，它是意志的、意向的，不同于理性的认识性；第二，它通过符号来表征，而不像理性制度在世界二中存在（虽然理性制度也寻求在世界三中表征自己）。

如果说布尔迪厄主要关注的“象征性权力”还只是象征性与权力的外在结合（因为统治者的权力本身还是集中模式的—是现代性的），解构主义者如福柯、德里达、巴特（“作者死了”）、德勒兹（“无器官的身体”）等，则在梅洛–庞蒂的方向上用身体对抗权力，或者说把身体当做一种权力，走向了相对主义。

解构的后现代主义，在制度上导向无政府主义和“无企业”主义（如果有的话），但解构制度本身也是一种制度，只不过元规则变成了解构本身。然而在这个方面，后现代主义忽然失去了动力，回答不上来解构之后到底要建构什么的问题，显得为解构而解构。这是后现代主义常被人诟病的主要之点。这主要是由于这些学者脱离了企业和政府实践的实际，而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的实践却在另外的能指系统中，比后现代主义者更有建设性地解决了“解构之后”的问题，成为建构的后现代实践，他们的方向是转向了语义网络。

斯图尔特？霍尔在《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中对于表征权力在符号体系中的制度化，也有深刻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