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江,在上世纪60年代,是个偏僻的小城,可在“*”中和全国一样发生过很多轰轰烈烈和凄惨沉痛的事情。后来我常想,幸而在“*”中我当的是“保皇派”,从没有做过一件违背良心的坏事。我清楚地知道,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做损害他人的事情,这是做人的道德底线。或许正是有这条底线,看不下“造反派”的过激行为,我才当了“保皇派”。多少年后,红卫兵被说成是打砸抢的暴徒时,我很坦然,没有受到良心的谴责。
如果还有一点值得说道的是,这段日子一起度过的同学,不少成了终身的朋友,这种同学的概念远不是在一个学校里一起读了数年书能解释的。那段经历成了他们生命中刻骨铭心的记忆。
时光蹉跎到1968年底,正当人们感到前景迷茫不知所终时,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我们被冠以“知识青年”的名义,要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
苦涩的迷茫
上山下乡的通知下达后,学校行动很快,离校手续在很短的时间内办完,我们拿到初中毕业证书。由于学校停课已经两年多了,离校时没有留恋,学校里很快就空荡荡的了。
我被分配到七河公社。分配生产队时,因为我站错了队,当的是“保皇派”,被分配到公社最偏远的;不通公路,全靠马帮进出的深山区……前山大队石菁头生产队。
马帮驮着我们几个知青简单的行李,沿着山边的小路向山林深处走去。我们跟在马屁股后面,从坝子向山上爬了整整一天,来到云雾缭绕的小村。朝山下望去,坝子里的房子只有火柴盒那么大,各种几何形状的田地,像是不同颜色的拼板组装在一起。
那是1968年的冬天,要求我们必须和贫下中农一起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到达石菁头村,星星缀满了天空。村里没有电灯,陪同我们的老乡点起了火把。我和另一个女生分配到生产队长家,一进屋,就看见一个长方形的土台占了正屋的三分之一;土台中央偏外一点,是四四方方的火塘;火塘上支着三脚架; 锅就挂在梁上吊下来的铁钩上。台上靠墙的三面,是小板凳那么高三张窄窄的木板床,上面铺着毛毡,一家人围着火塘喝茶煮饭。火塘上没有烟囱,火烟升上房梁后从瓦片的缝隙里钻出去。照明用的松油柴咝咝作响。
迷茫的岁月…“文革”十年那些日子(6)
第二天一早,飘起了雪花。听说队里的富农昨天晚上上吊了,人还挂在房梁上。当时也不知哪来的胆量,和队长的女儿一起去看了现场。没想到上山的第一课是这样的开场。
这个山坳村庄有50多户人家。四面被松林环抱。村里的饮水是用挖空的木槽一节节从更高的山上引进村的,水质清澈冰冷。山高水寒,只能种玉米、燕麦、萝卜、蔓茎、土豆。土豆是这里的主要农作物。每年收获的土豆拿到坝子里换成大米,四斤土豆换一斤大米。蔓茎和萝卜切成片,晾干后串成串,坝子里赶集时,卖点钱买些绿色蔬菜来吃。莴笋叶子舍不得丢,也吃了。记得第一次下山卖菜,实在难为情,借故溜到一边,是让老乡帮着卖的。
生产队召开大会是在村中央的粮场里,燃上几堆篝火。晚饭后,村民们打着火把,点点火光在夜色里从各家汇到篝火旁。队长在火堆边布置生产,总结工作,讨论分配。
刚上山,我一句纳西话都听不懂。慢慢地,从似懂非懂到听懂一些日常用语。大约半年后,可以用纳西话结结巴巴地和老乡聊天。回城时和母亲一起去买菜,用纳西话讨价还价,城里的纳西人一听就知道我是从山上下来的。
上山第一年,是国家供应粮油。虽说环境艰苦一些,也还过得去。第二年靠自己挣的工分分粮,就不够吃了,有时候中午煮一锅土豆,沾点盐喝点水就是一顿饭。有时晚上收工回来,拿点玉米粒到老乡家用手磨,磨成粉才能起火做饭。当时我最大的愿望是,下了工能够端着碗有顿现成饭吃。吃过饭,还要煮猪食。我们两个知青养了一头小猪,因为粮食少,又不会调养,猪长得很瘦。
这里民风淳朴,大部分老人一辈子都没有进过城,不要说汽车,连马车都没有坐过。村里有座小学,年轻人上过中学的很少。队长的女儿问我:“阿嬢;为什么树看见汽车要往后跑?”
上山两年里,最苦恼的是看不到前途在哪里。一百遍地问过自己,真的要一辈子扎根在这贫寒的山区吗?要我们接受再教育,可农村落后的现实,让我感到困惑。看不到报刊,听不到广播,没有书看,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点可怜的知识快要还给老师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到村小学唯一的那位年过半百的老师家里玩,在他家的阁楼上,发现了一堆积满灰尘的书,惊喜万分。翻了半天,除了皇历闲杂书外,有一套《列宁选集》被我选中,拿回住处,点着生产队脱离机用过的废柴油做的油灯,读着那些艰涩的文字,似懂非懂的内容。油灯里冒出的黑烟,熏得鼻孔里尽是黑灰。但在油灯下看书的那一刻,是我每一天里感到最充实最快乐的时刻。无书可读时,就读墙上贴着的发了黄的旧报纸。我们睡觉的屋子墙上贴满了旧报纸。
那时最快乐的时光,还有其他村的同学来访和读着一封封山外的来信。有一天听说大学招考的事,心想自己这点初中二年级的知识能有资格报考吗?接着又听说张铁生造了考试的反,不用考试也能上大学。忽然想到,如果一直读书的话,自己应该已上高中二三年级了。岁月蹉跎,心中的迷茫苦涩难以言表。这种迷茫无望的感受对一个年轻人心灵的折磨远远大于环境的艰苦,生活的贫寒,劳动的苦累。
前山大队在高山丛林中一路排开有五个生产队,靠那条马帮小路串连起来。人们认识到交通的重要性,组织各队出工出力,欲修一条通向坝区的车路。我积极报名参加了修路队,每天用简单的工具挖山不止。到我离开前山时,这条路还没有修好。
迷茫的岁月…“文革”十年那些日子(7)
回想起两年的知青生活,除了痛惜时光的流逝,精神的苦闷外,并无更多的伤痛,比起在农村十多年才回城,甚至永远留在农村的同学来说,我算是幸运的。我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是公社打电话给大队,让大队通知我的),让我准备下山,到部队当兵。这在当时,是唯一一条可以离开农村的理由。虽然从内心来说,我并不觉得自己非常想当一名军人,可除此之外,又有哪条路可以走呢?那时我们没有选择自己生活道路的权力,这一次我是沾了父亲是军人的光了。我是一起下乡的知青里第一个离开农村的。我没有向别的同学告别,悄悄走的。
还是接我们上山的马帮,驮着我那一点点行李,沿着来时的山路,将我送出了深山。下到坝子里的那一刻,我回头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