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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6部分（第3页）

湖北和江西的某些地区，形势显然开始转变了。①

在农村，理论正被转化为行动。反对土豪的斗争意味着逮捕和杀人；争

取土地的斗争导致地主的逃亡和分他们的财产。湖南财政委员一份关于省农

民协会处决人的报告——他关心的是，恐怖最终使税收减少——在　１　月底引

起了武汉联席会议的一场争论。应怎样控制这类行动？董必武报告了湖北几

个县处死人的情况；他认为政府应对群众的要求采取宽容态度。鲍罗廷建议，

人民应获准独立地行动，但应将处决的要求报有权决定这类案件的地方党政

机构。联席会议于是决定，革命政府禁止人民及其组织执行处决；他们必须

向地方党政机构提出控诉，那些机构将决定适当的处分。决定还规定了在省

一级设立一个具有批准处决最后权力的革命法庭。显然中央当局希望把农村

的惩罚性暴力行为置于某种控制制度之下。３　月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一

个杰出年轻共产党员夏曦以赞赏的口吻报告说，到那时，他列举的八个县的

党部通过处死和拘禁，能够代表群众打倒“土豪劣绅”。辩论继续在第三次

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上进行，毛泽东赞成群众的直接行动，董必武介绍了国

民党湖北省党部提出的惩办地方恶霸的规定，包括按照罪行大小把他们处死

或终身监禁的规定。宣布判决的县法庭就是革命委员会，其成员由指定的群

众在县长主持的会上以多数票选出。以类似程序选出的省的上诉法庭有最终

的权力。长沙的省的特别法庭在　４　月　５　日成立，根据一份敌视它的史料，它

像县一级的特别法庭那样，批准了许多集体处决的要求。长沙城中充满了从

其家乡逃出的人。另一个湖南共产党领导人凌炳在　４　月　１９　日向中央土地委员

会报告说，国民党省党部已经处死了几十名“土豪劣绅”，但这还不够。他

争辩说，镇压反革命分子所真正需要的是农民自己的卫队的力量。①

在革命的狂热情绪中，有许多反常的情况和不法行为，以下所举不过是

林提了　6　个共有　160　万会员的“最先进的县”的县名。但他的数字都以　10　万计。1926　年　11　月的数字载《第

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　258—262　页。

③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英文版），第　302—306　页；书中有当时左派的长沙刊物关于反

农民运动和残酷杀害的报道的引文。李坚持被杀的农民比被杀的土豪劣绅要多得多。

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载《毛泽东选集》（英文），1，第　21—59　页，特别是最后一部分“十四

件大事”。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　428　页。

①蒋永敬：《鲍罗廷》，第　257—264、269　页。霍夫海因茨：《中断的浪潮》，第　49—51　页，推断处决的

地方恶霸为数不多，但没有可以证实的证据。李锐：《初期革命活动》，第　306　页，说被农民直接处死的

不超过几十人。小安格斯？W。麦克唐纳统计到　5　月初期已报道的处决的湖南土豪劣绅，发现“全省约　119

人”。麦克唐纳：《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第　312　页。（但是，有的处决当时的新闻媒介可能从未报道

过。）

几个例子。著名的共产党劳工领袖李立三的父亲，被他家乡醴陵县的农民协

会处死，而不顾儿子来信保证其父将不反对农会。新化县（也在湖南省）县

长向中央（国民党中央党部）报告，控制地方革命机构的一批人利用权力向

其敌人报私仇，未经审判就处决地方恶霸，以便假借官方没收的名义在他们

中间私分财产。根据指控，在“赤色周”中，他们处死了　１０　多人，无人敢干

涉。他们甚至未经审判就枪杀了征收厘金的负责人；他被拘留，本应交给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