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的现象,是一种突然的爆发,以技术进步的活力、国家对立、宗教热情以
及中国没有同样出现的资本主义企业为动力。但是欧洲的扩张是一个积累性
的过程,开始时很缓慢,它在 1511 年阿尔布克尔克取得马六甲以后向远东渗
透,只是由于那里没有出现中国的海上力量。因为尽管数量上比晚至 1430
年的欧洲占优势,中国的海上活动仍然是中国国家和社会中的小传统。一旦
明代诸统治者赶走了蒙古的君主们,并且在陆海两方面表现了他们早期的扩
张能力,他们却发现自己仍面临着亚洲内陆边境的蒙古骑兵的威胁。这个军
事强国的重整旗鼓导致了 1449 年皇帝被俘和北京被围之灾,从而重新肯定了
中国国土中占支配地位的农业-官僚政治的性质。靠近“长城,一个武装社会
①关于宋、元的海军,见罗荣邦的开拓性的劳动成果,特别是:《宋末元初中国作为一个海上强国的崛起》,
载《远东季刊》,14。4(1955 年),第 485—564 页;《海上商业及其与宋代海军的关系》,载《东方经济
社会史杂志》,12。1(1969 年),第 57—101 页;《明初海军的衰落》,载《远东》,5。2(1958 年 12 月),
第 149—168 页。
②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 4 卷第 3 部分,第 477 页。
③J。V。G。米尔斯:《马欢的〈瀛涯胜览〉,对海洋诸海岸的全面考察(1433 年)》,第 303 页以后。
发展起来了。北部边境变成去不掉的心事,它实际上在整个明代中叶和晚期
困扰着许多中国政治家”。这种“毒化了的中蒙关系”影响了所有其他的中
国对外交往。①
面海的中国尽管早熟,仍依附于大陆的中国,甚至仍是大陆中国的不重
要的附属物。最说明问题的事实是,造船、航海和对外贸易,依然在学者感
兴趣的事物中不占重要的位置。海洋和有关海洋的工艺不能吸引中国的文
人。与日本、东南亚的海上交往,只是在唐代才被编年史者所记录。广州和
刺桐(泉州)的阿拉伯商人在宋代才成为值得注意的人。在这种内向的情况
下,与面海的中国一起成长的航海-商业生活被贬低和忽视了。
政府向海的扩张被中华帝国面向陆地的倾向所压倒的事实,在许多方面
得到证实。1405 至 1433 年的明代海上远航,是伟大的郑和等宫内太监作出
的特别辉煌的成就;郑和是回民,不是正规的官僚。妒忌他的官僚们几乎毁
了他的航行记录。中国私人的海上贸易继续在通往爪哇和马六甲的东、西帆
船航线上发展,1511 年以后,葡萄牙人在爪哇和马六甲发现了大批已在那里
活动的中国船只和商人。但是,明朝政府对对外贸易并不给予支持,而是对
它征税和管制,毫无任何鼓励政策可言。中国人不准出海贸易。的确,出现
了这种武断的意见:对外贸易只有在与外国统治者派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