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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3页）

思想时，他使这一手法完善了。因此，在搞现代化的中国人的心目中，他们

必须以他们能够在中国搜集的一切类似物去对照外国的文化。约翰？杜威的

学生胡适是最无所畏惧的反崇拜偶像者和中国遗产的扬弃者，他写的哥伦比

亚大学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古代中国逻辑方法的发展》。

当然，早期的西化运动和后来的现代化运动很快懂得如何去作出区分。

最初，欧洲和美洲在中国汇合成一个外来社会（尽管这个社会内部有广泛的

差别），它发展了一种商业－工业－军事的能动主义，看起来是其整个外来文

化的产物。蒸汽机、代议制政府和基督教乍一看似乎是连在一起的，“西方

文化”降临到中国大地时，看起来比后来所表现的要更加一致，因而更具威

胁性。它的威胁似乎要求中国变成自卫的商业－工业－军事的国家。

但是，正是“西方”的这种多样性，使人们明确了西化必须是有选择的；

一般地说，选择的标准是西方的方式要适合中国的需要，这样，引进的东西

能扎下根来并变成中国的东西。外必须适合内。

的确，人们禁不住断言，甚至在现代中国，国外鼓动的革新仍必须作为

“传统内的变化”①而出现。因为即使与传统最惊人的决裂，仍然是在继承下

来的中国方式和环境的日常连续统一体中发生的。缠足的结束和妇女的解

放、白话文的写作、对国家而不是对君主的忠诚、孝道的放弃，这一切都从

中国文化领域中找到了根据。变革的步伐可能会产生眩晕、恐慌和反崇拜偶

像的心理，但变革仍然由专心用中国语言谈话和写作的中国人民在中国进

行。

这就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即平等地对待西方的最自然的方式是遵循少

数中国人的那种传统，这种传统与西方的商业和激烈竞争方式的共同点，多

于与中国的官僚制度和调和妥协这些理想的共同点。例如，在广州的早期交

往中，“西洋”人特别有威胁的一个方面是，他们粗野和贪婪的方式投合了

广州民众深深隐藏的倾向。西方“夷人”彻底的商业精神，在繁荣的十三行

聚居区后面的猪巷的店主中得到了迅速的响应。一旦印度的鸦片由代理行的

私商从印度运入，商业的贪婪造成了双方鸦片贸易的增长。它成了　１９　世纪主

要的中外双边合资事业，它进行顺利，远远超出任何人的担扰和预见。

把广州的鸦片贸易中间商看成是与西方贸易世界有很多共同点的中国传

见朱利安？杰恩斯：《两院制思想垮台时的自觉意识的起源》，比较第　50　页：“科学的概念都是……产生

于由具体隐喻作出的抽象概念”；第　53　页：“了解一事物是为它作出一个人们熟悉的隐喻”。

②中国寻求与西方类似的事物的活动特别引起了已故的李文逊的兴趣，见他的《儒家中国及其现代的命

运》。

①小　E。A。克雷克使用这个词组（以区别于现代的西化）去说明宋代城市化及伴随而来的变化，见他的《宋

代社会：传统中的变化》，载《远东季刊》，14。4（1955　年　8　月），第　479—48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