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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部分（第3页）

另一条称官长：

……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二十八章）

似乎可以归入士这一类。然而“官长”究竟怎样解释还是疑问。汉人把皇帝称做县官（《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春秋战国有卿、士、大夫之称，未见称当官的叫做官的，所以，这里的“官”是不是也指侯王，尚可存疑。

第四类，不指明主体的，不列举。

从以上列举各条来看。老子的“道”，显然是侯王的“道”，士的“道”，很难称之为超脱于既得利益集团之外，玄思冥想那样的“道”。所以把老子的“道”，和爱非斯的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logos），或者和伊奥尼亚不论哪一个哲学家的自然哲学相比拟，都是不妥当的。中国文化是史官文化，商代已然，至周已经凝固到不可更易的程度了。老子不像孔子，没有当过司寇那样的大官，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守藏史，然而他的思想实在无法超过侯王、士的范围。《老子》全书，决不是一个在野的圣人探索自然的奥秘（规律），或者人怎样达于至善的哲学，它是不折不扣的政治哲学，统治哲学。他的“道”，似乎说得玄妙得很，涉及天地宇宙。然而主体既已确定，天地宇宙不过是统治哲学的隐喻，本身并无独立的意义，所以也不求逻辑上的完整。这种以天地宇宙作为统治哲学的隐喻的手法，到韩非手里大大发扬光大，于是老子的“道”就变成了“明君贵独道之容”的“道”了。

把天地宇宙的“道”搞得在逻辑上完整的学说的，是庄子。然而庄子的主旨和老子是绝然不同的。老子是为侯王常保富贵出谋划策，他的清静无为是常保富贵的手段，他全书中绝无半句隐世遁世的话。庄子把老子的“道”弄到另一个方向上去了，然而这绝非老子本意。后世把老子奉为道士的祖师爷，其实完全把他误解了。

2、汪奠基认为老子的“无名”，是反对孔子的伦常礼教的有名论的。如果上面的论断还站得住的话，老子的前提是肯定当时的社会秩序、当时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的，不过他维持既得利益的办法和孔子不同罢了。孔子要繁复的礼——侯王卿士大夫各有相当于其身份的一套排场，死了人要厚葬，从天王的棺椁七层，逐渐挨次下来，普通老百姓死了老子办丧事也得弄到破家的程度，总之，尊者要向卑者“作威作福”。把三纲五常，亦即王侯、父亲、丈夫的权威不仅用“礼”巩固下来，而且要通过教化在每个人脑子里构成一套怎样也挣不脱的枷锁等等。老子对这一套尊卑秩序原则上全不反对，不过他主张清静无为寡欲等等，多少想减轻一点可怜的老百姓的负担。达到这个目的的办法是说服统治阶级——指出，按照他所悟得的“道”，你不这样就要丧失一切。这是想用利害得失来说服他们，而不是向他们的“良心”呼吁，因为向良心呼吁是无济于事的。然而《老子》第三十二章一段话，倒是一段奇文：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

这是说已经制订了制度，有了权位和爵禄。既然你拥有了权位爵禄，那就应该知道限度，不要搞过分了。这其实已经是在向王侯卿士之类的良心呼吁，可惜这种呼吁绝不会见效，而清静无为常保富贵的利害说服，两千多年来也从未见效。

也许“呼吁”是这个“好心好意”的人写这洋洋五千言（或者聚集一帮人说教）的出发点，不过这个好心好意的人是承认现存的社会秩序，承认“始制有名”的“名份大义”无可更变，并以此为他的全部立论出发点的。他在这个前提下向统治阶级呼吁他们实行“让步政策”（他是让步政策的祖师爷），但仅此为止，他并没有主张什么平等主义，主张毁弃始制的“名”。他与孔子的区别不在有名与无名的区别上。

而且他的清静无为，是一种在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科学、艺术上力求保持现成状态，甚至主张倒退，不求进步，不求创新，不主张与天斗与地斗，以争夺人类更美好生活的保守主义或倒退主义。他认为“奇技淫巧”会导致更严重的剥削，主张过原始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可是历史证明，人类在进步，甚至剥削关系也促进了人类进步，而反对剥削的斗争，中心放在反对奇技淫巧上根本是找错了目标。这也许还是好心好意，可是这一份好心好意，对两千多年的中国的停滞不进并不是没有责任的。

负有责任的不仅是老子，反对复古，反对先王之道的苟况、韩非也要负责，他们口口声声法后王，然而其间并无进步创新之意，重点还在主张王的“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的权利上面。所谓后王之道，抹煞了普通人的全部价值、权利与创造的冲动。

在这一点上，老子又不是全无责任的。因为他的无为哲学主旨虽是让步政策，然而带有严重的权术成分，是可以把它引申、恶化的。但就这一点来说，只能说到“并非全无责任”。否则的话，那是把别人的罪推到他身上去了。

平心而论，这些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从殷商到春秋末年，一千多年的历史已经把“奉天承运，替天行道”的天子，以及由文明历史时候“始制”起来的“名份大义”完全固定化下来了，岂但政治，而是全部文化和思想都被摁在这一个框框里，凭谁都跳不出这个框框。老子还是好的，还在强调侯王自称为孤寡不榖是对的，要按这个精神行事的呢。除老子而外，先秦诸子哪一个不是背离这种精神，同心合力一步一步把历史从侯王——孤寡不榖这个阶段，推进到皇帝——朕这个阶段的呢？

而且，历史上不走这一条路的古文明，只有一个希腊。那是各种特殊条件结合所成的特例——历史没有什么可以褒贬的，历史的教训所能照亮的只是未来，而未来倒确实有待于历史去照亮它的！

3、有一条小小的反对理由，还不妨略加申述。假如说，老子的“道”是侯王的道，是侯王常保富贵之道，可是第二十九章“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若释为皇帝当不得，谁得天下谁总是就要丧失它的话，那就说不通了。又第九章“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似可作同样的反证。

然而粗读《老子》全文，反证只此两条。古人的书，不可能保证其中哪一条没有后人窜改，以逻辑上自相矛盾责备他是不行的，只好就全书主旨来看。此其一。其次，“天下神器”一条，也可以释为天下是奉天承运的天子在替天行道，名份已定的意思，而且看起来这样解释更合理一些，神者，天帝也。器者，器物也，神器者，天帝之所拥有也。天帝所拥有，交给天子替天行道，谁也不能去攘夺它，这就与我所释《老子》全文主旨不相矛盾了。

“功遂身退”一条，后世人引用的大多，似乎已成定论。然而通观《老子》全书，哪一条是主张侯王自动退位的？有的只是奉劝他们怎样才能长保权位。春秋时代，齐桓公还要“兴亡继绝”，既存秩序至少在人们意识中还是牢固的，《老子》主旨与这个历史背景相合。所以此条的身退，不可释为侯王的退位，只可释为一般的退避。后世人引用这一条当然不足怪，因为到战国时已有鸟尽弓藏之叹，春秋时则基本上是世卿制——一次征服，受封功臣世代承受爵位。

说得远一点，“身退”之说，如果确是全书内唯一的一条，别无其他同样的说法，还可以怀疑是不是后人窜入。

4、以上写得很无次序，是胡扯，写于两天之前。这两天又考虑了一个问题，愚民政策。

上面几乎全未涉及此点，因为重点在探讨老子的“道”的主体是谁。释文中“有司杀者杀”一条我提出了异议，还说到如释文有变，将涉及你的批判的正文。从这条线索，又想了一下《老子》全书主旨究竟应该如何解释的问题。

我认为，老子是在替侯王常保富贵设想，无为政治、愚民政策，都是为候王出谋划策的，从历史进步的观点来说，都是开倒车的，反动的。然而他究竟不同于主张候王或皇帝有权纵欲、可以对老百姓横征暴敛、还要用礼或刑法把百姓的行为和思想搞得服服帖帖的儒法诸家。从全书来看，他的这种主张是一贯的，他主观上也许还是好心好意的。这样理解他的愚民政策对不对？有另一种理解法，那就是他的无为清静之类是说说的，一旦人民造反，他主张狠狠地杀。我记得你的批判原文好像是这样的意思。

顾准《顾准文集》

论孔子

1、你提的，“一旦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而不是归周”，确实打中了孔子的要害。孔子梦想的是西周秩序——“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具体一点说，他梦想的是一个周天王在发号施令，这个周天王下面有等级森严的一套贵族、诸侯、卿、大夫。从天王到大夫，尊贵的等级有差别，然而他们都不同于庶人，是庶人之上的一个贵族阶级，他们的尊严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维持这套秩序的办法是正名，是教化。从孝悌开始的教化，使得庶人对贵族和贵族阶级上下相互之间都井然有序，贵贱有别，就像儿子对父亲，幼弟对长兄一样。问题在于，在春秋的大乱之世，礼乐崩坏，兼并盛行，犯上作乱已经成了家常便饭的时候，怎么办？孔子在《春秋》中虽然“天王”长“天王”短，晋文公召周王到河阳，他还要写成“天王狩于河阳”，但却肚里有数，这个天王不行了，“我其为东周乎”，要另起炉灶，弄出至尊的偶像，旁边有一个事实上至强的霸（主）。所以所谓东周，是把鲁弄成霸主，或者干脆称天王来代替周王朝了。公山不狃和佛肸（xi）见召，他跃跃欲试，无非是想以此为开端来建立这个霸业。当鲁司寇后杀少正卯，隳三都，无非是削平三桓（鲁的公族季孙、叔孙、孟孙三家），先尊公室，然后强鲁称霸。周游列国，到处留心政治，无非是想看看有什么机会“出售”他的一套政治主张。

在这里，他的政治主张，和他达到这种主张的手段是矛盾的。手段是仁、恕，目的是霸业，你批评得很中肯，仁、恕一套谁也不会听他的，不过他若真的当起权来，他的做法其实和管仲、商鞅是一样的。杀少正卯，隳三都，已见端倪。他自己心里明白，仁、恕是讲给别人听的，是教化芸芸众生的，至于当权的人要成霸业，不心狠手辣，芟除异己是不行的。他对管仲的称道，已经为我们当代人的“大节小节论”做了榜样了。

孔子对秦政的称道，和荀况的称道是一模一样的。虽然称道的对象，在孔子是大胆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