削,而在贵金属铸币逐渐通行的条件下,最有效的剥削方式之一是高利贷。雅典农民祖辈相传的那一份土地成了债务的抵押品。史家考证当时成为抵押品的土地事实上成为债权人所有,债务人只能保留一种出款赎回的权利。有的债务要以人身为担保,出现了农奴身份的“六一汉”,一种残酷的债务奴役制盛行起来了。库隆暴动到公元前6世纪初期的几十年间,雅典大概处于经济迅猛发展时期,雅典从麦加拉手里夺回了萨拉米,麦加拉的僭主政体垮台了,雅典商人开始到黑海、埃及和塞浦路斯去经商,这使得平民对于当时的国内秩序更加觉得不可忍受,而德拉孔的法典也许更加强了高利贷者和贵族的地位。现在真的有平民暴动和僭主出现的危险了,救治的办法是要找到一个“民选调解官”(Aesymenites)来调停对立的集团的利益,来解决“如何免除债务人的钱债,来重分土地,并根本改革现行的秩序”(普鲁塔克Plutrach,《梭伦传》)的问题。“雅典人和因雅典的伟大而所获甚多的世世代代的人,很幸运地找到了这样一个人,他就是梭伦”(阿德科克语)。
梭伦改革
梭伦是贵族分子,以鼓动和领导对麦加拉的战争,夺回萨拉米闻名。公元前594年梭伦被选为首席执行官,并授权为仲裁者和立法者,并被视为“民选调解官”。梭伦就任以后,第一件重大的改革是“解负令”(Seisacktheia),拔除立在债务人份地上的记债碑,作为债务抵押品的土地无偿归还原主,保障小块农地的水源;禁止人身奴役和买卖奴隶。因债务流落异邦的人,也都回来了。为了使“解负令”得以贯彻,也废除了与土地无关的工商业债务,但不禁止改革以后的工商业信用。其次是禁止输出谷物,准许输出橄榄油到国外,使雅典农业迅速过渡到集约性的果园与园圃经营,这是当时有条件输入粮食后改变阿提卡农业经济结构的带根本性的措施。后来又公布遗产自由,禁止奢侈,限制葬礼的浪费和铺张。这和孔丘提倡的厚葬和“三年之丧”恰成对照。梭伦立法的根本原则是承认私有财产,容许土地的转让和分割,这使得人们放手创办企业,推动了经济活动。
梭伦为了发展雅典的手工业(我们记得,此时正是科林斯陶瓶独霸市场的时代),允许外邦人获得雅典的公民权。梭伦立法关于杀人罪的处理,保持了德拉孔法典的规定。他的法典禁止对他人包括奴隶在内的暴力伤害,从而使奴隶得到相对的人身安全。
梭伦立法,废除贵族在政治上的世袭特权,而代之以财产法定资格。他的法律规定雅典公民分为富农(原称“五百斗级”)、骑士(这二级养得起马,应征为骑兵)、中农(原称为“双牛级”构成重装步兵)、贫民(构成轻装步兵,担负军中杂役)四级,全部有参加公民大会(Ecclesia)的权利。公民大会直接选出执政宫,和其他执政人员如司库和执行法庭判决的“十一人”等,这些公职只有最上层阶级的公民才有被选举权。国家重要政务都要由公民大会通过,提给公民大会议案的预审工作则由新设立的“四百人议事会”担任。元老院的任务现在是保证国家法律不受破坏,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它的最初成员由梭伦选任,以后,凡执政官任期终了,经审查政绩后加入元老院,并终身任职。“四百人议事会”的成员由四个部落各选100人组成,因为,他负责预审提交公民大会的议案,它实际上执掌最高政权。元老院和议事会两者,梭伦比之为船上的两只锚。
梭伦首创了陪审法庭(Heliaea of the Thesmothetae)的新制度。“Heliaea”的原意为集会,陪审法庭的原意当是“作为法庭的公民大会”(Assemb1y as A Court),其实际状况,不外行政官员于市集日在市场上审理讼案,而由有空暇时间的若干公民参加。但是把这种办法制度化起来,则是司法上民主化的重要措施。史家还认为,后来成为雅典民主制度重要组成部分,人民对执政官在其任期终了时实行的政绩审查,是人民这种“参与审判”的权利的推广。
梭伦改革的经济后果
梭伦的“解负令”规定免除一切债务,并且竟得以和平实行,在古代史上是罕见的例子。梭伦当时的地位是民选调解官,亦即民选的独裁者,具有僭主那样的专政权力。也许因为当时高利贷所引起的社会动荡已经到了岌岌不可终日的程度,这个调停于敌对阶级之间的独裁者才得以使“解负令”贯彻下去。然而“解负令”并不是平分土地,所以贵族阶级祖传的土地,亦即非因高利贷收进的抵押土地仍归贵族所有,贵族阶级的优越经济地位并没有受到摧毁性的打击,所以“解负令”实际上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措施。虽然如此,废除债务,连同其他的经济措施,如改革币制,改革度量衡制度,吸收外籍技工等等,确实鼓励富裕阶级以其财富投入工商业,从而使无地人民获得就业于农业以外的职业的机会。他的限制谷物输出,鼓励橄榄油出口的政策,也推动小农发展集约经营的园圃农业。这些都说明雅典迅速地从一个农业区域发展为工商业区域。从此雅典处于“东方希腊”与“西方希腊”海道中心的优越地位,以及它的天然良港庇里犹斯(Pireaus)和法勒隆(Plialerum)日益发挥其作用,不久雅典就成了希腊世界第一个工商业城邦。梭伦所奠定的雅典的经济发展路线,不是传统的“分裂繁殖”路线,不是广泛殖民于海外,而是相反地保持了人力资源于国内,使纵横不过百里的一个小区域发展成为乡郊有小康的农业人口的大工商业城市,从历史观点说来,这无疑是很大的成功。
梭伦改制的性质及其演变
梭伦政制,以财产多寡区分公民为若干等级,最低一级的平民,有选举权而无被选举权,议事会成员,行政官员一律由选举方法产生,按照希腊的政治概念,这是一种金权政治(Timocracy),而不是民主政治。所谓民主政治(Democracy)必须是平民占统治的政体,必须不论财产多寡都有资格被选任为议事会成员及行政官员,而其选任又必须用拈阄方法,这样全体公民才有可能全部有轮流任职为议事会成员或陪审法庭成员的机会,议事会成员有可能全都有成为议长委员会成员的机会。至于议长委员会,则每年由议事会改选若干次,每届任职若干天,主持全部政务。这样,在议事会全部任期内,又使所有议事会成员都有机会参加议长委员会主持政务。雅典采用这种制度,始于梭伦以后70年的克利斯提尼(C1eisthenes)时代。至于梭伦政制给平民的,则不过是在公民大会内发言与表决、选举的权利,这种权利,充其量只能阻止上层阶级对平民的过分剥削,当上层阶级势力大时,甚至这种阻止作用也难完全达到,于是平民的权利就只剩下在那里发抒一些愤懑不平的感情而已。
但是梭伦的金权政治对于当时的雅典还不失为一次革命。我们不能忘掉改革以前的雅典是贵族阶级的寡头专政,平民不仅无权议政,而且处于债务奴役的状态。改革以后,贵族阶级固然还是当政的阶级,然而非贵族的富裕农民也成了当政阶级,从前实际上并无公民权利(不算做Polites——“城邦的人”即公民)的平民,现在在公民大会中也听得到他们的声音了,这显然是一种革命性质的变革。
梭伦公民资格中以“资”为根据的财产,原来仅限于土地财富,这是当时雅典社会的农业性质所决定的。稍后,工商业迅猛发展,计算财产资格时把非土地财富也包括在内,贵族权力进一步削弱。又因为计算标准改按货币不按实物,而物价则逐步高涨,结果雅典公民中因财产资格的限制而没有被选举权的逐步减少,终至寥寥可数。政制的这样逐步民主化,并非梭伦初意,而是历史演变的结果。
作为立法者的梭伦
史家考证,梭伦立法并非全部都出于他的创造。梭伦曾经商海外,周游列国。“金权政治”制度,科罗封、伊奥利亚、库梅、卡尔西斯、爱勒特里亚实行于雅典之前,基俄斯则新近实行民主政治,这些成例,大概是梭伦立法的来源。然而梭伦政制并不是拼凑这些成例的结果,而是针对雅典的现实情况所制订的制度,其间有周详审慎的判断,也有冒风险的创造,为希腊的城邦政制开辟了一条“主权在民”的新路。事实上希腊世界进入“主权在民”的时代始自梭伦立法,梭伦立法为建成一个繁荣强大的雅典准备了条件,也唯有这个“最卓越的城邦”的活生生的例子,才能够把希腊世界推进到这个阶段。
梭伦法典,在财产、继承,犯罪的惩罚等等方面都有革新,他的法典又以其完善、简洁、富于弹性为后世所称道。它是亚历山大征服以后希腊主义诸王国法典的楷模,在罗马帝国时代它通行于帝国旧希腊地区,是罗马法的“竞争对手”。法典原文保存于雅典议事会堂,并在市场上立柱公布。从此以后,雅典进入“法律”统治,亦即希腊语所称为优鲁米亚(Eunomia)时代。斯巴达实行来库古的“口传约章”(Rhctra)时间略早于梭伦立法,历史上也称为优鲁米亚。希腊城邦制度中的法治传统,遂于此奠定。
梭伦离职
梭伦的改革,虽然调解了各敌对阶级之间的激烈冲突,发展了经济,一时形成了雅典社会的团结,积极参与了当时近邻同盟的纷争,加入近邻同盟,获得了同盟的投票权,但因贵族丧失太多,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无地平民没有满足他们的土地要求,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民选调解官”,拥有大权,享有无上威望的梭伦,有理由无限期保持他的政权,成为雅典的僭主。何况公元前6世纪初期,是希腊世界僭主政权盛行的时期。此时科林斯僭主伯利安德,米利都僭主司拉绪布卢,西息温僭主克利斯提尼在位,小亚细亚、西西里和大希腊各邦到处是僭主盛行,优卑亚岛上著名的铜城拥有大批殖民城市的邦卡尔西斯也在僭主统治下,而且梭伦的朋友们都劝他建立僭政,不要“鱼在网中,却让它跑掉了”。但是,梭伦坚决不为所动。又鉴于贵族对他责难,平民对他不满,要拥立他为僭主的朋友们对他叽嘲,他伫立海滨“好像一群猎狗包围中的狼”。最后,他要求雅典人立誓保持他的法律,他放下了政权,离开雅典到海外漫游去了。
在僭主盛行的时代,像梭伦一样的“民选调解官”,有机会建立僭政,而自动放弃政权的,还有累斯博斯岛上米提利尼的彼塔卡斯(Pittacus),他和梭伦都被列为“希腊七贤”之一。
雅典的党争
梭伦离职后,雅典长时期陷入党争之中。当时雅典党派分为“平原派”,由据有平原土地的贵族组成;“海滨派”,以工匠商人为主;“山居派”,主要为无地少地的山属平民(饶有兴味的是,长时期中三派领袖都是著名氏族出身的贵族分子,这种状况一直继续到雅典民主的极盛时期——希波战后到伯罗奔尼撒战前的“伯里克理斯民主”时代)。这三派最初联合起来驱逐了企图僭窃政权的执政官达姆斯阿斯(Damasias,公元前580年),继以麦加拉重新夺取了萨拉米,发生了雅典与麦加拉的一次战争,一个贵族分子庇色斯特拉托(Peisistratus,普鲁塔克说他是梭伦的亲戚)在此次战争中立了战功,成为“山居派”的领袖(公元前570年)。他以诡计得到公民大会的同意,建立了一支50人的个人卫队,建立了僭政(公元前560年),平原派和海滨派立即联合起来把他赶下了台。大概他下台后还留在阿提卡,同年,他和海滨派结合起来恢复了僭政。三四年后他和海滨派分裂,僭政倾复,他被逐出雅典(公元前556年),由海滨派领袖麦加克利斯(Megac1es)当政。
庇色斯特拉托被逐后住到色雷斯海滨的卡尔息狄斯(Cha1cidce)半岛(我们记得那里有许多希腊人的殖民城市)的西北,联合当地乡居人民建立了一个城市(后来发展成为有名的希腊城市安菲玻里Amphipolis),开发著名的旁加优斯(Pangaeus)银矿,积聚了一批财富,和马其顿王、提佛人(Thebans)、阿尔哥斯人(Argives)建立了良好关系,和纳克索斯岛的一个富有的冒险家里格达米斯(Lygdamis),一个想在纳克索斯岛建立僭政的野心家结合在一起,成立了一支雇佣军。这个时期,雅典本国,因库隆暴动杀害暴动者被放逐的阿克密尼德家族已经回国,政权掌握在他们手里。
庇色斯特拉托被逐后的第十年(公元前546年)得到优卑亚岛上爱勒特里亚的帮助,在那里集合了他的部队,并在阿尔哥斯1000名军队的帮助下,进军雅典。雅典“山居派”起为内应,雅典当局征集公民军起来抵抗,结果防军溃散,各自回家,敌党逃亡,庇色斯特拉托僭政于是确立,里格达米斯也成了纳克素斯的僭主。塞莫斯著名僭主波利克拉底(Po1ycrates),是在庇色斯特拉托和里格达米斯帮助下才得以上台的。
庇色斯特拉托僭政的性质
据普鲁塔克的《梭伦传》,庇色斯特拉托建立僭政的时候,梭伦已倦游归来,他全力反对僭政,他号召雅典人起来抵抗僭政,即在庇色斯特拉托势力已经巩固的时候,他还坚持这种立场,始终不渝。但是庇色斯特拉托的僭政,实际上贯彻了梭伦立法的根本精神。“山居派”的土地要求,现在可以没收逃亡贵族的土地来予以满足了,梭伦法典全部保存下去,梭伦创立的一切国家机构也照旧存在,不同的是,现在在全部机构之上高踞着一个权力无边的僭主,他的意志是不可违背的。庇色斯特拉托和一般的僭主一样,不称王,他的正式职衔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他表面上十分尊重“宪政”,他本人可以应元老院(执行最高法院职权)的传询到庭受审,自行辩护。他征收农产品的112或110的所得税,借此,他贷款给新获得土地的小农,加以在他统治下雅典有长期的和平,橄榄树普遍长成起来了。他组织“巡回审判”到村中去处理诉讼事宜,免得庄稼人浪费时间和精力上城诉讼。在他统治下,雅典油酒出口增加,陶器业发展起来了——不仅作为容器的粗陶,雅典的精美陶器开始代替科林斯、西息温占领了国外市场。他发展海外贸易,发展造船业,城市居民增加了。他从米提利尼手里夺得了黑海入口处的息基昂(Sigeum),借以保证黑海的粮食进口和油酒及工业品的市场,并委任他的非婚生子为那里的总督。附带说说,平原派的领袖庇色斯特拉托的政敌米太雅德(Miltiades)在息基昂对面欧洲一边的一个大半岛克索尼苏斯(Chersoneses 即构成达达尼尔海峡北侧的欧洲大陆的突出部分)上,建立了一个住有色雷西亚(Thracian)多龙西(Dolonci)人、并在希腊人保护下的小国家,米太雅德成为他们的僭主。这个贵族,后来在希波战争中回国参战,作出重大贡献。
庇色斯特拉托统治下的雅典开始建设城市,从商业和租税得来的财产,用来兴办巨大的公共建筑物。
公元前527年,在长期的和平统治之后,庇色斯特拉托病死,他的儿子继为僭主。后来的雅典人把庇色斯特拉托统治的20年看做太平盛世,确实雅典发达起来,强盛起来了。他的僭政是梭伦坚决反对的,但是他客观上实现了梭伦立法中许多好东西,虽然僭主政治和梭伦立法的根本原则背道而驰。
僭政倾复与克利斯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