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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部分（第5页）

念，在实质上也为严复在伦理观方面脱离儒家圣人人格理想的另一结果所抵

消。他对个人主义的强调，必然与那种人民才是世界真正主人的信念相联系。

他的民族主义概念建立在这样一种确信之上，即全民的集体力量构成了使文

⑤同上书，第　107　页。

化发展成为可能的有鉴定力的民众。当康和谭论及全人类的道德目的——民

族国家对它只能是一种过渡的工具——时，他们本质上是指作为一种手段的

个人的得救，包含以下的悖论，用谭的话说就是：“度己，非度己也，乃度

人也；度人，非度人也，乃度己也”。①在把他的希望完全寄托于进步文明的

民族方面，严复是对中国民族主义作民粹派解释的先驱。

不过，尽管有上述分歧，所有这三个人都把进化有机地看作与相互依存

整体中的自然、社会和精神力量相联系的总的进程；都认为这种相互依存也

扩延到时间，使哲人的思想能够从对它任何一个阶段的知识中领悟其整体。

最重要的是，这三人都同样确信，本身位于这一进程之外的一种不可言喻的

形而上的“不可知”本体，却是它发展所依靠的基础。前两人理论的基础，

在于作为宇宙力量的儒家人本主义者的信仰“仁”，而严复的形而上学，则

在更大程度上是道家的。他把斯宾塞的“不可知”与老子奥妙的怀疑主义等

同起来，他接受进化的必然性也深受这位哲人的反人格化的神秘自然的教

益。尤其是所有这些改良主义者所设想的宇宙，都隐含社会根本改革的无限

活力，就谭和严来说，这种活力完全而自然地与作为善“心”特有作用的斗

争的观念相结合。这给中国的宇宙论思想引进了一种观念：具有科学法则的

发展的宇宙，可以与浮士德式的人类行动的活力相配合。总之，这就是在改

良文献中经常所说的“公理”——自然和社会的普遍原则。

在这四位伟大的改革领袖中，梁启超最少离开当前直接的政治问题，以

及这些问题所引起的必要行动。他的报刊工作者的直接性，是他盛名和巨大

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他情绪和意见多变，也同样引起了批评一样。但

实际上正是他的历史观点使他在当代事件中，寻求发展变化种种主要模式的

关键。严复和日本思想家加藤弘之是梁关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知识的来源，后

者的解释突出了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不过，正如他对亚洲人和西方人难分

难解地为霸权而斗争的现代帝国主义时期的分析，他概略地阐述了一种历史

哲学，和一种关于人的行动的理论，其宇宙论的基础使人想起谭嗣同，同时

这种哲学和理论发展了严复对西方个人主义的解释的浮士德式的含义。

在宇宙论方面，梁的构想比较简单。他把谭的“以太”和“心力”合并

成一个单一的概念：动力，或物质和精神现象中的活力。“盖动则通，通则

仁，仁则一切痛痒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