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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立。“群学”——严复关于斯宾塞社会学的用语——暗指荀子自然主义哲

学中的“群”的观念，荀子断言，人类处于生物分类等级中的最高地位，全

靠他们的社会结群本能。严复认为，在社会组织形式总是更趋复杂方面的优

秀人类群体，将创造出最终继承世界人类遗产的文化。

严复在选择将使他的同胞熟悉　１９　世纪自由主义的欧洲经典方面——在

他看来西方的价值体系最为优秀——证明对原作的历史主义的和社会学的论

题是最敏锐的。他考查亚当？斯密时，强调个人开明的自利行为借以有效满

足社会长期经济需要的功利主义的“无形的手”。在穆勒的《论自由》中，

他很注意自由在为无私地寻求真理提供条件方面所起的作用，以便社会最终

可以在正确的共同适用的原则基础上联合成一体。为了说明法律在欧洲政治

中的重要性，严复转向孟德斯鸠，不过即使在这一点上，他和孟德斯鸠的关

系也在于对立法的“天赋人权”的怀疑，在于那种形成对照的观念，即强有

力的社会决定因素形成政治制度的观念。严复一直是以这样的方式解释欧洲

自由主义传统，即指明自作主张的个人行为和社会组织需要之间的一种天然

的互补性。

和今文学派的进化理论家们一样，严复也有一个对人类历史的总看法，

设想出一种发展到以富裕和文明为特征的民主和工业未来社会的分阶段发展

进程。不过，在分析它的诸阶段时，他的注意力较少集中于乌托邦似的远景，

更多地集中于当前国家在“富强”方面转变到与西方同等水平的任务上。斯

宾塞曾经主张，发展的道路是从部落和家长制社会形态向早期现代国家即“军

事国家”前进，并继续向前。严复认为中国的现状，相当于这两个最早的阶

段之间的一个艰难的转折点。作为中国落后的现代理论的先驱，他争辩说，

中国自秦以后已具有“军事国家”的政治结构，但它的自然发展，受到绝对

化为礼制的儒家家长制文化准则持续影响的阻碍。进步将通过许许多多个别

中国人精神的转变而到来，他们应当培养国家所需要的自身的“力、智、德”，

以建设一种强有力的开明的现代文化。在这里，严复相信来自人为的文化的

决定性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他关于中国落后的悲观主义。中国的前途，

与其说取决于物质的强制力，不如说取决于民族精神的努力，是与人民自我

转变的能力密切相关的。

如果说作为一个儒家主义者，必须信奉人本主义的形而上学，那么，即

使按照康有为和谭嗣同的非传统态度来说，严复也远不够格。他从道德意义

上对宇宙的解释别具一格：不是诚心的某种内在的利他主义准则规定真正导

致进步的人类行为，而是那种行为的效能适合时代本身，这和个人并无关系。

严复以这种方式，甚至进一步改变了平衡，从作为圣人人格内在品质美德的

改造力量，移向了作为对社会－历史力量反应的有洞察力的才智的适应能力。

可是，即使这种关于人类在进化宇宙中的行为的似乎更具宿命论特点的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