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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部分（第3页）

—康有为曾亲自领导——失败以后不久，他把他主要的乌托邦综合体系编写

成一部书，即《大同书》；这部著作虽然在他生前从未全部刊行，但他较有

影响的追随者都知道手稿和要点。②

在这些追随者中，谭嗣同无疑是最勇敢、最引起议论的思想家。他的哲

学创见足以与康有为本人媲美。戊戌政变之后，他在　３３　岁时被清朝当局处

决，这是他深思熟虑以尽自己职责的赴义行为，他的精神在他幸免于难的同

志的心目中被树为典范，也使他身后发表的著作《仁学》成为具有神奇力量

的传世之作。③梁启超作为康有为政治上的亲密伙伴，与康有为一起实际开创

了研究社会的运动。这一改革思想的运动在　１８９５　年以后席卷了全国。他在

１８９６　年和　１８９７　年作为研究社会的传播媒介《时务报》的主编，是新闻工作

的先驱；１８９９　年后，在日本流亡期间，作为改革反对派的喉舌，影响达到了

顶峰。

如果说上述三人在　１８９８　年，都把他们的成功押在在君主制下赢得改良上

面，并为他们的失败而付出了流亡或被处死的代价，那么这个运动的第四位

伟大的鼓动者严复，却保持一种处于事件边缘的更加克制的立场。表面上看，

这位天津一所海军学校的总教习是英国培训的工程方面的杰出“洋专家”，

但他对当代英国－欧洲文明的综合看法更加杰出，对他那个时代来说也是无与

伦比的；他在一系列值得重视的对斯宾塞、赫胥黎、Ｊ．Ｓ．穆勒、亚当？斯密、

孟德斯鸠等人的主要著作的翻译中，发展了这种看法。他利用学者传统的评

注惯例和中国古典哲学词汇的丰富资源，释译原文，文采绚丽。理解康、谭

为他们的哲学综合而吸取最深厚的本国根源，以之与严复、梁启超受西方启

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相对照，可以说明上述四人之间的复杂思想关系。这样

一种分析认为，康、谭倾向于一种国际主义，使人联想起中国中心体系的“天

下”理想；当他们设想未来典型的黄金时代时，倾向于乌托邦主义，倾向于

信仰儒家“仁”的思想，以之作为一种宇宙－道德原则。对比之下，严复和梁

启超似乎是受他们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性的激励而采取更为民族主义的、实

用主义的、现世的观点。不过，在　１９０３　年或　１９０４　年之前，所有这四人的著

③王韬：《变法》，重印，载杨家骆；《戊戌变法文献汇编》，1，第　133—135　页。

①托马斯？梅茨格的《摆脱困境：新儒学和演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以新儒学政治文化为背景，分析新

乐观主义。

②康有为：《大同书》。劳伦斯？G。汤普森英译。

③谭嗣同：《仁学》，1899　年《清议报》首次刊出，在其后　15　年中四次重印。我研究谭一直受益于戴维？怀

尔：《谭嗣同：生平及主要著作〈仁学〉》，威斯康星大学哲学博士论文，1972　年。

述都对中国的长远前途表现出一种潜在的乐观主义，这与他们反帝国主义、

反朝廷的论战的愤怒而忧伤的语调是不一致的；从整体来看最好把这种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