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激励后者的本国根源时,便宁可提出另一种可选择的观点。学者们越来
越注意到传统思想中相对来说的异端运动。无论是 17 世纪晚明效忠者的反专
制主义、新儒学陆王传统的个人主义、大乘佛教的社会人道主义、道教中主
张意志自由的部分,抑或是像墨子、颜元那样的人对治国之术的实用主义的、
功利主义的观点,乃至法家——都是许多改良主义者建立他们的主张的论
据。帝国正统观念隐藏的中国传统的多样性,要多于它所摧毁的,同时并不
是所有的本国传统——精英的或民众的——都是保守的传统。另一方面,中
国自己的新传统主义的哲学家,同样还有他们的毛主义的对手,都正确地断
定,对儒家社会准则的信仰经受住了新文化和五四运动反传统观念的猛烈攻
击,并且直到解放以后的时期,仍继续指导许多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和精神生
活,这一点越来越为人们所理解。
然而,“对西方的反应”这种思想变化模式,只是部分地受到一种分析
法的挑战,这种分析法认为连续性和不连续性一样,在历史上是线性的。效
果更好的一种方法,可能是承认改革时代的主要思想家试图了解连续性和不
①冯友兰:《新事论》。
②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
③李文逊:《儒家中国及其现代的命运》。
连续性如何适应内涵有了改变的结构。为改革而进行的社会政治斗争,不是
孤立地而是在进化宇宙论的框架内予以表述。这是一种对宇宙的系统看法,
自然、精神和社会现象,在其中都被理解为单一的宇宙实体的种种表现。这
种新宇宙论的外在根源,在于中国人发现了他们所认为的自然和历史事实的
新真理,这些真理是西方揭示的。一方面,发现世界历史包含多种彼此之间
(同样也与未开化的周边地区)有力地相互影响的高度文明;另一方面,探
索了西方科学法则——特别是建立在达尔文生物学基础之上的进化法则,而
且还有牛顿物理学的法则——的本质。就国内方面说,这种宇宙论有赖于儒-
道传统,这种传统教导人们要把社会-政治现象和自然界的宇宙模式,在相互
依存的因果关系的作用中联系起来。由这种新宇宙论产生了一种世界观,消
除了中国人作为世界文明唯一源泉的自我评价,揭露了他们是许多民族和许
多文化中的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成员。但与此同时,由此而来的把中国作
为相对物的考虑,并非简单地还其本来面目——倒不如说是把所有文化、所
有社会阶段和历史时期中所有时刻,都作为相对物来考虑。它在中国人当中,
导致一种世界历史进步的新信仰,但是是一种既强调历史进程的道德目的
论,又强调其任何特定暂时发展阶段的相对不完善性的新信仰。这从而导致
以传统的作为先验实在的“易”的观念——种种宇宙力量,它们在其最终相
互影响的运动中起着支配所有存在结构的作用——重新强调时间本身。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