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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部分（第3页）

的人，不像后来成了共产党的同龄人那样激进。但是因为他们比年龄更大的

人，对共和的理想有更好的理解，也承担了更大的义务，他们成了对共和国

缺点的主要内部批评者。如果　８０　年代组的人与　６０　年代组的人一样对共和怀

有矛盾心理，对他们来说，那也不是出于共和可能搞得过头的看法，而是出

于觉得它的成就常常不够大。

①关于支持以下主张的例证，见内森《北京　1918　至　1923　年的政治斗争》，第　13　页。

①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1872—1949　年》，第　147　页。

早期共和政体的全国性政治名流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是新行业的成员

——教育家、律师、工程师、报人、现代商人和银行家。报纸、高等学校、

法院、银行及其他专业化的新机构，需要经过专门训练的人员，国外教育和

新式教育提供了这样的人员（见第　１１　卷第　１０　章）。为使新兴的行业能自行

调节，晚清的改革要求成立行业协会（法团），如商会、律师协会、银行家

协会等，从而推动现代趋势。因为行业协会承担着半政府的职能，所以这些

行业的人逐渐被看作对公众事业有合法发言权的名流的一部分。他们与全国

政府之间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关系，与一贯由绅士享有的合作关系相似。就

２０　世纪中国的中央政府而言，他们的确在某种程度上逐步取代了拥有土地的

名流，成为新成员的来源及“舆论”根源。当突然发迹的拥有土地的名流和

军事名流，在地方一级与旧绅士竞争时，专业人员已在国家一级成功地树立

了自己的地位。但是新出现的城市中产阶级中不那么富有、也没受过那么好

教育的那些阶层——小商人、工匠、学生、职员——则被排除在正统社会的

名流概念之外。

在新的专业人员中，职业政治家起了特别突出的作用。从　１９００　年起，东

京的中国学生团体证明是产生大批新手的场所。学生们在这里阅读关于民族

主义和革命的文章，结识当时的党人和革命者。有些人愿意放弃官僚生涯，

仿效这些政治活动的新典范。他们在梁启超宣传、鼓动在清廷之下制定宪法

的道路与孙逸仙为建立共和国的革命而成立秘密组织的计划之间作出选择。

１９０９　年省议会的召开及　１９１０　年全国议会的召开，为许多政治家在这一

体制中求得他们的前途提供了机会。典型的晚清省议员，年轻（平均年龄　４１

岁），富有，出身绅士阶层，１／３　的人在中国或海外接受过现代教育。①尽管

这些议会与民国的议会一样，包括官僚、专业人员、商人、地主，等等，但

职业政治家占优势，调子由他们定。

职业政治家未曾在官僚机构中服务这一事实，使他们在早期共和政治活

动中有被长期贬抑在外围地位的趋势。官僚和前官僚，通常是军人，占据了

民国的最高职务。上述意义的职业政治家中，很少有人担任过内阁阁员，没

人当过总统（除孙逸仙曾短期担任过此职）。在议会会期之间，政治家们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