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在后来他们才懂得,袁既然厌恶省自治,就会把他们也赶下台,但
已经为时太晚了。
当时,反袁运动不善于结成广泛的联盟。国民党本身在省自治问题上就
是四分五裂的。1913 年的革命党人,虽然利用了各自治省积聚起来的力量,
但与宋教仁去冬的选举运动相反,没有明确地以各省权利和地方自治的捍卫
者的面目出现。对于全神贯注于省内事务和地方事务的许多人来说,宋教仁
遇刺和袁世凯在北京对国会的作法,本身是远方发生的事。当时观察家的印
象是:1913 年的起义没有把士绅阶层和商业知名人士争取过来,也没有试图
去动员广大民众。
袁反对二次革命领袖的政治立场,在国内得到相当程度的支持,除此之
外,袁还拥有第二个优势:外国的支持。外国列强的关心是一种混有灾祸的
幸事,因为它附有许多条件。列强普遍对袁抱有信心,相信他能最好地在中
①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重印于沈云龙编:《袁世凯史料汇刊续编》,第 68—69 页。
②朱尔典,北京(1913 年 6 月 5 日),FO2281852。
①谢本书:《论蔡锷》,《历史研究》(1979 年 11 月),第 47—61 页;唐纳德?S。苏顿:《省黩武主义
与中华民国:滇军,1905—1927 年》,第 141—161 页。
国维持符合他们利益的秩序,而这种信心也正符合袁当前的需要。他们确信,
袁能够不顾宪法,无视国会,签订“善后大借款”。因“善后大借款”而得
的收入,在其持续期间,给了袁胜过他的对手的巨大优势。他不仅可以收买
到叛变了的国民党国会议员的支持,而且还可以收买到自治的军队司令官的
支持,比如山东的张勋——袁的对手也在争取张勋,不过没有成功。进一步
说,有了这些资金,袁自己的部队发军饷的能力就有了保证,这种状况对士
气是有好处的。这次借款在金融上、政治上的代价甚高,但在军事战役前夕,
拥有大量现款的优势是充分的补偿。可以公正地说,银行团为袁战胜国民党
领袖提供了资金。
英国有一个信念: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中国,会在贸易上竭力迎合英国的
实力,并能最好地保护在中国的外国人及其利益,这是一个老信念了。这个
信念一直保持到辛亥革命以后。因此,在华的英国外交官、银行家以及英国
外交部都特别热衷于支持袁,他们熟悉他。二次革命期间,中立和不干涉的
界限经常遭到破坏。最富戏剧性的是,英国作出安排直接向中国海军在上海
的舰只拨发“善后大借款”的现款,以保证他们拥护北京。①汇款是及时的。
第二天革命党人对上海军火库的进攻,被中国战舰的炮火所挫败。
革命党人在 1913 年也有外国朋友。春天,孙逸仙和一些密谋者求助于日
本官员。②但是,日本政府还不愿意公开放弃它在中国同英国的合作,没有向
革命党人提供重大援助。少量的钱可能落到他们手里,少数日本军事顾问光
临了反叛者的营地。最有帮助的是,日本在华海军护送许多失败了的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