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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部分（第5页）

这种情绪，完全同包括国家总统在内的北京官僚的情绪相反。戴的分析

也意味着，需要制止省级以下的地区试图避开省的权力。

各省的省政府在各自省内扩大权力方面所取得的实际成果大不相同。清

朝末年，已经开始在县和县以下的级别上建立自治的咨议局和议会。革命后

这类团体的影响迅速增加。按照清朝的计划，这些地方代表机关应该在中央

任命的官吏指导下，处理和资助一系列地方改革，特别是教育方面的改革。

革命了，许多地方议会政治上就放肆起来，擅自挑选他们的行政长官，包括

县知事。这种过分的自信心，同一个持续了几世纪的政治思想流派相协调，

这个政治思想流派竭力促进地方名流和行政长官之间更密切的、更有机的联

系。作为　１９１２　年和　１９１３　年的一个实际问题，这不仅违背了北京的中央集权

主义分子在中国政治组织问题上所持的观点，而且也是对省当局的蔑视。一

般说来是省当局胜利了。但从这几年各省的预算来判断，他们的胜利常常只

是部分的胜利，因为同清朝统治下多数省的情况相比较，被县里截留的税收

似乎更加增多了。

同时，革命后扩大了的军队向各省征收的税款大大增加。尽管在清帝退

位以前就裁减了一些军队，参加了革命的各省在多数情况下仍然保留了各种

各样的军队，有的是清朝遗留下来的，有的是在革命过程中招募的。不付清

长期拖欠的军饷，遣散士兵是不容易办到的；但保留他们的时间越长，拖欠

他们的军饷就越多，他们就越有可能发动骚乱，从事抢劫。例如在江苏，据

一位日本领事估计，清朝统治末年该省有　４４０００　名军人，到革命时数目就增

加到　１８００００　人，经过一番大力裁撤遣散之后，１９１２　年　８　月各种军事单位还

有　１０００００　人。①全国性的精确数字只不过是一种估计。北京政府同外国银行

谈判贷款，以便用其一部分去支付裁减军队所需的费用，关于全国武装人员

的人数，它使用了　８０００００　这个数字。在保留这种地方供养的部队期间，它们

既加强了又削弱了省。它们对防范北京当局提供了准备；但它们耗尽了省预

算的资金，不然这些资金就可用来资助改革，为省自治注入活力。１９１２　年和

１９１３　年继续进行裁军。因此，到了　１９１３　年春，在相当现代化的或正规的部

队中大约有　５０　万军队。①但是，在大多数过去闹过革命的省中，军队经费的

筹措和指挥仍然是省的责任，直到　１９１３　年夏袁向省自治发起武装进攻为止。

①戴季陶：《戴天仇文集》（台北重印版，1962　年），第　187—195　页。

①驻南京领事船津致外相内田的密报，38　号（1912　年　8　月　23　日），日本外务省缩微胶卷，MT5。1。10。5—1。

①日本参谋本部《革命后中国各省军事力量变化表》，1913　年　3　月　10　日，日本外务省缩微胶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