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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第2页）

银行的资本和储备，从　１９２８　年的　１．８６　亿元增加到　１９３５　年的　４．４７　亿元。同

一时期的存款从　１１．２３　亿元增加到　３７．７９　亿元。增额中有许多是来自“四大”

政府银行的增长。１９２８　年，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有资

本和储备　６４００　万元，或总数的　３４％；到　１９３５　年，数字是　１．８３　亿元，或总

数的　４１％。四家银行的存款总额　５．５４　亿元，或占　１９２８　年存款总额的　４９％；

到　１９３５　年它们是　２１．０６　亿元，或总额的　５６％。到　１９３５　年底，政府掌握　１．４６

亿元，或　１０　家银行（包括四家政府银行）资本的　４／５。这是总资本的　４９％和

全部现代银行总资产的　６１％。其他最主要的私人银行都在“四大”银行的控

制或影响之下，许多互相关连的董事会把主要的地区银行集团、政府银行、

钱庄组织，以及它们所投资的保险业、商业、和工业企业拴在一起。省银行

中最大的广东省银行，拥有全省和地方银行总资产的　４０％，与中国银行有密

切的关系。政府与私人银行之间的合作，便于满足财政部借钱的需要，但也

把资金从私营生产和商业转移走了。此外，建于　１９２８　年的中央银行在货币供

应和信贷方面也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央银行；它基本上是一种为政府的债

务提供短期资金的工具。①

总之，这是由四家政府银行统治的一个集中化的银行结构，它所代表的

银行资产的集中同以“经济控制”为特点的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思想的总目标

相一致。不过，这种控制所指向的目标，主要地不是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在

３０　年代，银行给政府提供信贷被用在以武力统一中国上——在南京政权看来

这是头等大事。尽管许多中央和省级政府机关忙于制定计划，但没有剩下多

少发展经费。

即使根据公开出版的　１９２８—１９３７　年的资料（它不可能泄露政府军事费用

①弗兰克？M。塔马格纳：《中国的银行业与财政》，第　121—196　页；宫下忠雄：《论中国银行系统》，

第　103—221　页；德永清行：《论中国的中央银行》，第　235—350　页；安德烈亚？李？麦克尔德里：《上

海的钱庄，1800—1935　年》，第　131—185　页。到　1934　年底只有中央银行和农民银行是政府完全控制的。

南京拥有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股份的　20％，在任命关键人员时具有某种影响；但这两家银行表现出相当

大的独立性，有时侯还反对政府的财政和货币政策。1935　年　3　月，在一次由财政部长孔祥熙执行的经周密

计划的突然行动中，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被“收归国有”。

的总数），年支出的　４０—４８％被用于军事目的。军事拨款、公债和赔款的还

本付息加起来——大多数借款出于军队的需要——占每年总支出的　６７—８５

％。“政府”开支中一个过大的部分，是征税的费用——例如，１９３０—１９３１

年占　１．２　亿元中的　６０００　万元，１９３１—１９３２　年占　１．２２　亿元中的　６６００　万元。

公共工程的拨款很少，福利开支几乎不存在。

虽然政府开支只占国民收入的一个相对小的部分，但上述的收支模式倾

向于对经济发展和国民党政府的稳定都产生一种消极影响。在　３０　年代，军费

开支可能从未超过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２％，这当然是真的——１９３３　年是国

内生产总值的　１．２％。逼近的日本威胁是一个真正的威胁。此外，军事支出

可能产生有实际价值的经济副产品：道路修建起来，农民士兵学会开动与维

修简单的机器，某些工业得到发展（例如化学与军需工业），等等。因此，

“过于庞大的军队”这个用语也许部分地反映了新闻界对国民政府从其他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