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地支持胡适的文学改良的一个原则:“语语须有个我在”。不过在关于自
我和社会的人道主义中,大多数中国现代作家在 20 年代初期更关心的却是前
者。
浪漫主义与个性解放
郁达夫曾经写道:五四运动最大的成就首先在于个性的发现。②在文学革
命之后的最初几年里,文学市场上充满了日记、书信和主要是自传体的作品
——全都是满纸的顾影自怜和自我陶醉,而且激荡着青春的放纵。文学革命
使 20 多岁的男女出了名。他们那洋溢的激情部分地是青春的自我表现。在许
多方面他们确实体现了陈独秀在《新青年》的发刊词中所号召的那些品质:
他们是进步的、有闯劲的、科学的和个人主义的。用陈独秀形象的说法,他
①几乎所有权威的中国第二手资料都采取这种两分法。例如,可参阅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
第 4 章;王瑶:《中国新义学史稿》,第 40—53 页;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第 3 章。
②见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 20 页所引周作人的文章《人的文学》。这篇文章最初刊载
于《新青年》5。6(1918 年 12 月)第 575—584 页,当时文学研究会尚未成立,严格地说来,并不能认为是
阐明该会的宗旨。
③茅盾:《什么是文学?》,见张若英编:《新文学运动史资料》,第 312—313 页。
①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所引,第 21 页。关于这场文学争论的更全面的概述,可参阅郑振
铎:《五四以来文学上的论争》,这篇文章是郑为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卷写的导言。这
套丛书的 8 篇导言都收集在郑振铎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选集》中。
②参看《大系导论选集》,第 150 页。
们的生活和作品为陈腐的中国文化的尸体带来了新鲜活泼的细胞。
五四时期一般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们的特征,是一种高度的活力,它给
五四文人以更加积极的品德,并将他们与他们那些脆弱的、精疲力尽的传统
主义的对手们区别开来。这种青春活力的很大一部分自然是用来摧毁传统。
正如郭沫若的长诗《凤凰涅槃》的主题所极其生动地表现的那样:个人的烈
火和集体的热情将焚毁一切旧时代的残余,从它们的灰烬中新中国的凤凰将
获得再生。在这方面,正如夏志清所说:“中国的青年们用以迎接五四运动
的那种乐观主义和热烈情绪,与法国大革命以后激励着一代浪漫派诗人的那
种感情本质上是相同的”。①
但是对再生的中国的憧憬的实现,比五四时期那些反偶像崇拜者所预想
的要遥远得多。在抛弃了所有传统方式和价值,并摧毁了一切信仰和确定的
方向之后,五四作家们发现自己处于新体系——毛泽东思想——演化出来之
前的过渡时期的文化真空之中。军阀割据所导致的政治混乱加强了他们的异
化感,因而使情况更加恶化。五四作家们被割断了和政治权力的联系,并且
和任何社会阶级都缺乏有机的接触,他们被迫回归到他们自身,并将他们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