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趋势在元代达到了一个高峰。这一趋势,如果不曾被“八股文”的强制推
行和明以来的古文运动所遏止,中国文学就可能发展成为一种口语的白话文
学——胡适把这一现象与但丁以后的意大利文学、乔叟以后的英国文学、路
德以后的德国文学相比拟。(因而以后他在芝加哥大学讲学时说,这次文学
革命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因此,他相信一种活的语言是现代思想运动
的先决条件,而中国文学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换句
话说即是恢复宋朝以来文学演变的自然过程。
胡适知道白话文学本身并不能成为一种新文学;“新文学必须有新思想
和新精神”。但是他坚持语言工具的优先地位:
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有活的工具……我们必须先
把这个工具抬高起来,使他成为公认的中国文学工具,使他完全替代那半死的或全死的老
工具。有了新工具,我们方才谈得新思想和新精神等等其他方面。①
①参看胡适附录在《四十自述》之后的著名论文《逼上梁山》,第 91—122 页。还可参看他在芝加哥大学
发表的英文演讲《中国的文艺复兴》,和 1958 年在台湾发表的演说《中国文艺复兴运动》,该文收入刘心
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 1—15 页。第二手材料有杰罗姆?B。格里德的《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
第 3 章;林毓生:《中国的意识危机:五四时期激进的反传统主义》,关于胡适的一章。胡适在文学革命
时期的大多数论文均收入《胡适文存》第 1 卷。
①胡适:《逼上梁山》,第 112 页。
后来他自己承认纯粹是“文体革命”的这一想法,在他 1916 年 10 月给
陈独秀的信中表现得很清楚,在这封信中胡适列举了新文学的八条原则:
一曰不用典。
二曰不用陈套语。
三曰不讲对仗。
四曰不避俗字俗语。
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
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
六曰不作无病呻吟。
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
八曰须言之有物。
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胡适在这一最初的说明中,对文学形式方面所提的建议显然比对内容方
面更为详细和具体。陈独秀虽然热烈地支持胡适,却担心他的八不主义可能
被理解为传统的“文以载道”。因此胡适在《新青年》1917 年 1 月号上发表
的下一篇文章《文学改良刍议》中,改变了他的八不主义的顺序(新的顺序
是八、七、五、六、二、一、三、四),并试图对新文学的实质加以更多的
注意。为了区分新“质”和儒家的“道”,胡适强调了两个方面——“感情”
和“思想”——但这仍然含糊笼统。他更加详细地阐述了另外三条原则: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