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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部分（第5页）

同伴。

１９１２　年后，这些革命社会主义者的团体对中国激进主义的贡献，更多地

是通过教育宣传和社会实践而不是通过学说上的革新。与它们之前的那些团

体比较，１９１１　年后的这些团体对社会实践表现出高度的关心，这促使它们更

密切地注意其欧洲样板的组织工作。这从而导致除了国内型式的无政府主义

团体之外，又努力于政治上的建党和大众教育，在上海，还试图组织城市工

人。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之间的年代里，对无政府主义表示同情，把它当

作现代的大同理论，这在具有激进倾向的中国人中是普遍的。１９１７　年以后，

这种同情扩展到了蔡元培校长领导下的北京大学，他鼓励思想自由，鼓励复

兴进德会和《新世纪》模式的工－读计划。相当多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成员，

包括毛泽东在内，回忆说，在　１９２０　年后改信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前，无政府主

义在政治上曾经吸引过他们。甚至“共产主义”这个词，一直到那时，也普

遍地被理解为是无政府主义者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用语。①

因此，在　１９１９　年之前，西方的社会主义传统主要是以无政府主义的而不

是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而为中国所知。朝向无政府主义使得中国人熟悉欧洲和

美洲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的基本轮廓，但只熟悉很少一部分社会主义的原始文

献，而且压倒一切地来自克鲁泡特金和他的同伴。在　１９１７　年以前曾被改良

者、也同样被革命者附带地谈论过的马克思主义，是和不适于中国环境的议

会民主和工业生产情况下的欧洲社会民主和劳工运动相联系的。中国的社会

乌托邦主义者强调家庭关系的革命，这就提出了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的主张；

把个人生活的改造当作革命过程中其他变革的一个原因，而不只是一个结

果。朝向无政府主义，在某些方面仍为后来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做了准备。

它使人们知道了与斯宾塞的理论相竞争的马克思主义式的历史阶段论，也使

人们知道了通过革命过程而起作用的关于变化的辩证观点。它培育了一种朴

素但却强烈的阶级意识，和对作为发展动因的普通民众的同情关注。此外，

依据中国社会乌托邦主义发生和发展的一种土生土长的激进主义观点，可以

更好地理解后来中国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所坚持的某些组成部分。它们

包括毛主义者所强调的文化方面的改造和个性改造，使之作为革命变革的自

主的源泉；他们不喜欢城市工业经济的理论解释而赞成农业村社的社会动

员；他们怀疑职务上的“界”会产生阶级差别；他们热衷于“自力更生”；

以及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他们需要依靠经过教化的人的能力作为变

革的动力，这既能导致跃进到太平盛世的乌托邦似努力的势头，也能导致经

①《民声》，1—33（1913　年　8　月　20　日—1921　年　6　月　15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