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陈荣捷:《近代中国的宗教倾向》,和费侠丽编:《变革的限度:关于中华民国时期的保守抉择论文集》。
有用的现代信仰体系。
所有这三种新传统思潮共同具有某些主要的特征,全都怀疑主要的西方
道德价值——把它和竞争的个人主义、寻求利益的物质主义及功利主义等同
起来。作为反应,全都含蓄地把核心的中国道德价值解释成这些西方道德价
值的对立面。由于他们在文化上反对“西化”,新传统主义者们对反对帝国
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情操作出了一种特殊的贡献。其次,在每一次运动中,进
化论都由一种修正主义的本质先于存在论加以平衡,因为所假定的传统的糟
粕被搁置一边而有利于某些真理的精髓。有时,如国粹学者校订 2000 年积累
的钦定评注的典籍时,这种真理的标准从历史观点上说是原教旨主义的。有
时,如当目前的“国性”被从不久前的礼仪道德中分离出来,并被描述为在
作用方面与现代化并不矛盾时,这种标准则是进化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
新传统主义者都有当代社会学理论的倾向,使传统信仰体系功能上的效用成
为证明信仰有理的根据。然而,他们也感到有必要从历史之外的观点来把当
代的儒家价值看作是不受它的变动的影响的。因此,在帝国的儒家思想曾经
吸收神圣的和世俗的制度、并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普及宗教和道德情感方面,
新传统主义者逐渐被迫把道德准则看作显然是自主的领域。
当在五四运动的高潮中,年轻一代人中的两个优秀的中心人物,哲学家
梁漱溟和熊十力起象征作用地改而信仰儒家思想时,神圣-世俗的两极分化,
最终为儒家主义者自己所明确承认。梁和熊不是为他们以进化论或功利主义
为基础的新信仰辩护,而是表示,他们看重儒家思想是由于它整理和表述他
们个人体验的独特的精神方面的能力,以及从整体上回答关于存在的意义的
问题的能力。因此,这是对宗教特质的一种最好的现代主义者的辩护,宗教
的特质在于它为处理世俗哲学没有解答的有关人类状况的各个方面提供象征
的手段的能力。在这以后,进化论的和机能主义的信仰辩护总是含糊的,很
快为“直觉主义的”辩护所取代。
国粹
明治时期日本的一个新词“国粹”,在 1903 年前后开始出现在中国知识
分子的著述中,这时,教育制度的改革和君主政体的世俗化——如果不是废
除——最先被明确地描述为清朝改良运动的目标。从广义上讲,“国粹”是
那些学者们的口号,他们正在寻找一个服务于帝国正统观念和科举制度的儒
学的替代物。①对现代“国学”的兴趣,首先在张之洞、罗振玉和其他主管新
教育政策的中央政府的官僚中表现出来,他们想要在新学校制度中限制对全
部课程的外国的影响,并把中国的伦理学规定为一个调整了的研究的科系。②
不过,许多旧式学者不仅把这个问题看作适应新情况的问题,而且是以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