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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部分（第2页）

相异的哲学词汇很难共存于新传统主义者的著述中。一种词汇是以动态宇宙

中的社会和价值相互依存的旧的假定为基础；另一种词汇反映了一种新的了

解，即：一方面是现代化作为不可或缺的事情而被普遍接受的社会－政治领

域，另一方面是价值的精神－道德领域，这两个领域是分离的。“崇尚精神的

东方”和“物质主义的西方”：这些新传统主义者文词华丽的口头禅，其广

泛流行要归因于所传递的双重的、矛盾的信息。一方面，它们对整个宇宙和

世界秩序提出了一种表面上是机体论的评价；另一方面，他们并没有表明两

个平行的存在物，而只是形而上学地或象征性地勾划出一个精神价值必须居

于社会－政治实际之上，并和社会－政治实际分开的二元的宇宙。下至五四时

期的新传统主义的历史，经历了后一内涵逐渐取代前一内涵的过程。

在　１８９８　年的改良和五四运动之间有三种可以辨识的新传统思潮，每一种

都有它自己的使儒家思想和古代传统适应现代情况的策略。①一种是旧式学者

和政治活动家当中的国粹运动。在辛亥革命之前，他们对这样一种有关中国

历史的分析感兴趣，这种分析从土地、民族和文化的古代根源探索民族传统

的起源和发展——它还将证明目前为国家主权和独立的斗争是正确的。由于

他们使历史服务于民族主义的观念，并为作为中国文化遗产生存的主要手段

的民族主义而辩护，国粹派倾向于反满、反帝国主义的政治运动。不过，他

们把儒家的古典准则改造为民族历史的努力，也反映了晚清的教育改革，这

种改革使古典知识和仕途分离，使学识要起新的作用，学者要发挥新的社会

功能。

第二种新传统思潮，是由梁启超在辛亥革命以后作为一个有威信的政界

元老返回大陆时所领导的。梁仍然如他　１９０２　年号召“新民”时那样，集中注

意力于中国人的共同心理。不过，现在他企图明确并保护有历史根基的“国

性”——在人际关系和精神上自我修养的独特中国准则中看到的一种可能仍

然充满活力的社会道德。和“国粹”的历史一样，“国性”也受进化法则的

支配，但其价值却源自它与过去的有机联系，而变化现在将由与其特征的一

致性来评价。他的革命后的刊物，《庸言》和《大中华》，成了从当代社会

的证据推断民族心理值得赞美和该指责的品质的论坛。

第三种思潮，是对仍然吸引了许多人的儒家主要精神信条的现实意义的

关心。这些人当中的一些人追随康有为，康有为从最初的　１８９８　年改良期间以

来，一直提倡儒家思想适于制度化为国教。在共和国最初的年代里，这种打

算吸引了一批有组织的追随者，他们为在宪法中通过“宗教条款”而游说。

更多的哲学上倾向儒家主义的人，则在关于宗教的进化社会学中寻求支持—

—为把这种信仰作为历史上先进的、摆脱了迷信和更原始信念的超自然主义

的信仰而辩护。在这场争论中，双方当然具有共同的目的：把孔子学说视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