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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部分（第5页）

哲学家严复、以介绍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作品而著称的林纾，都在他们时代最

受欢迎的作家之列。在　１８９５　年的北京，由康有为组织的激进的强学会的成员

们，还不能在这座城市的任何书店找到一张世界地图。到了　１９１９　年，在蔡元

培领导下经过整顿的首都的北京大学（蔡在翰林院和来比锡大学都受过培

养），却聘用了西方大学的毕业生，并设立了欧洲文学、历史、科学及哲学

课程。

像这样的一些事实，曾经导致一种普遍的假定，即改良时代具有中国人

“对西方的反应”的性质，因而必须从外国思想对本国思想体系的影响来分

析。冯友兰，一个新儒学的重要学者，曾经典型地把　１９　世纪　２０　年代至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这段时期的特征，描述为中国人迷恋“西方精神文明”——以与

王朝时代的中国中心主义和　２０　世纪　２０　至　３０　年代的批判的新传统主义这两者

区别开来。①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侯外庐，也把这种假定的对西方的迷

恋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一个新生资产阶级的工业化努力——联系起来；这

个资产阶级和其欧洲的对应物一样，发现启蒙运动的科学与民主的思想意识

是一种表达他们社会经济愿望的适宜方式。②美国学者李文逊对以下的迹象留

有更深刻的印象，这种迹象表明，中国的改革者是以极其矛盾的心理来看待

西方及其思想要求，但把这种心情理解为他们信仰的普遍社会准则（这种准

则提出采用国外新信念的需要）与他们忠于民族文化特点的意识（这种意识

又把他们拖向对传统的满足）这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的一种表露。③

“对西方的反应”这一概念，的确促使人们注意作为激发愿望的外部力

量，即西方帝国主义的极其重要的地位，注意中国人首次对　１９　世纪西方科学

和社会政治思想主要传统进行严肃探索所导致的正反两方面的巨大刺激。然

而，这一概念中的一个危险是它的这样一种倾向，即认为这是西方观念直接

取代民族观念的进程，并且认为中国人在思想上只起被动作用。另一个危险

是它鼓励这样一种假定：一旦西化进程业已发生，中国人此后对任何传统社

会准则要保持任何真正的信仰，都是不可能的。中国人作为反应，从　１８９０

年之前对传统社会准则的肯定，发展到　１９１９　年在“新文化”运动过程中的否

定——这样一种看法是这种解释模式的一个结果。

当人们把改良运动背后的政治原因和它的思想内容加以区别，因而能够

认识激励后者的本国根源时，便宁可提出另一种可选择的观点。学者们越来

越注意到传统思想中相对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