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思想史上,1898 年和 1919 年通常被认为是与儒家文化价值观决
裂的两个分水岭。1898 年的改良运动,是一部分接近皇帝的高级知识分子在
制度变革上的一次尝试。它开始是作为 1895 年被日本在军事上打败的一种反
应,但却以摈弃传统的中国中心世界观和大规模吸收西方“新学”的努力而
结束。这一运动在晚清的现代化趋势和 1911 年帝国体制的崩溃中,产生了结
果,随后引起了更彻底的思想重新评价浪潮。1898 年改革的锐利锋刃已直接
指向继承下来的政治制度,而以 1919 年五四运动为其标志的彻底的“新文
化”思想运动,也被看成是对传统道德和社会秩序的一种攻击。后一运动的
领导来自中国新近现代化的大学和中学。除了反对帝国主义之外,它的目的
是建立一种清除了过去中国封建遗留物的科学和民主的新文化。这一代中国
知识分子已明显地从对传统价值核心的怀疑,转向对它的彻底的否定。
此外,在这同一时代,知识分子精英作为一个阶层,已经历了若干重要
的结构上的变化。一方面它建立了以报刊为形式的新的联系与交往方式,另
一方面建立了多种类型的学会和政治党派。传统的考试制度已经终止而被学
校制度所取代,这导致对传统文职机构中的职业机会的侵蚀,以及知识分子
工作的迅速职业化和专业化。文化中心(中国历史上多在城市)受到不同性
质的城市生活,即世界性工业化城市生活的影响。如果这些变化所形成的这
个知识分子阶层,正在发展一种新凝聚性,那么这种凝聚性也有疏远中国社
会其他部分的新危险。知识分子受教育不再是为了做官,越来越处于政治权
力的主流之外;他们愈来愈按照外国的模式接受教育,冒着丢掉传统文体的
危险,传统文体能够成为与普通民众联系的桥梁。
发现西方:改良主义者的进化宇宙观
19 世纪 20 年代之后的思想变化,必须首先当作中国人“发现西方”—
—不仅当作帝国主义侵略或技术魔力的根源,而且当作世界文明本身——而
予以研究。这个发现最初是一小批先驱者 19 世纪头 10 年以来积累的知识向
更广大的精英阶层传播的结果。1895—1898 年间的重要改良学会,先是宣传
条约港口的政论家和买办如王韬和郑观应的著作,或早期派往欧洲的使节如
薛福成和郭嵩涛的著作,抑或是基督教传教士的教育团体和为技术上“自强”
而创立的早期中国兵工厂学校的著作。然而,与改良运动本身所激发的生机
勃勃的浪潮相比,这种早期对西学的探索,实际上却很快就显得是有限度的。
许许多多的人为政治流亡者所推动,以及为新式教育的吸引力所吸引,自
1900 年以后在国外生活和学习,并在返回中国后,要求作为思想领袖的地
位。至于那些仍留在国内的人,也可以得到越来越多的译本——尤其是关于
世界历史、地理、政治、法律著作的译本,最初主要译自日语,但后来也译
自欧洲的一些语言。中国译者的先驱,如专门研究英国和法国社会和政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