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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部分（第1页）

他在《水浒二论》（三联书店07年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的第239…240页写道，不应“政治挂帅地强说前无计划、后无步骤、因应行事、以中上层社会分子为主干的梁山聚义是农民起义”。

在接着的第335页写道：“东平、东昌两府与梁山从无过节，梁山为了消弭内部矛盾便随意起兵攻打，不论城池被攻破与否，人民生命财产遭严重损害势不可免。为何此两地的人民该充当解决宋江政治难题的牺牲品？这样子就是替天行道吗？可容别具用心，硬给《水浒》套上现代政治解说者不顾书中所说的事而盲目美其名为农民起义吗？”

在第339页写道：“从‘逼上梁山’、‘替天行道’、‘官逼民反’等陈腔滥调所代表的角度去看《水浒》固然无法窥其堂奥，套用‘农民起义’、‘英雄传奇’、‘反贪官，不反皇帝’这类新八股亦难得要领。两者均会导致得出肤浅且似是而非的结论。”

马幼垣先生提出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水浒传》里的梁山聚义，不应看作是农民起义吗？不应把《水浒传》看作是对那一社会里农民起义的描写吗？

作为读者，我很想看到马先生对此有较为详尽的论述，但马先生的这厚厚两大本书，重点并不是讨论这个问题，而只是在论述其它问题时顺笔一带说了这样的一些话。现在，我只有遵照马先生指示的“就书论书”这一“简单、正确”的方法，来考虑《水浒传》是不是不能当作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书来看？又因为《水浒传》写的是宋江的事情，书中还写了宋江去打方腊，这都与北宋历史有关，不可避免就应当粗略看一下北宋历史上宋江、方腊以及其他“盗贼”的情况。历史上的农民的反抗或起义总是被用“盗贼”这个字眼来记录的，并无现成的“农民起义”这四个字，关于这一点，应当没有疑义，要不然，中国这么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上就不存在“农民起义”这回事而成为世界史上的奇闻了。

为了避免过多引用人们早就熟知的《水浒传》故事，我们不如先看看北宋历史上有关“盗贼”的情况，他们起事的原因、队伍的组成如何？他们的所言所行如何？朝廷对他们的政策如何？他们的结局如何？然后与《水浒传》作一对照，二者是否一致？这样，我们既符合马先生的要求“就书论书”，又增加了参照系，应当较能说清楚这个问题了。至于理论上的引经据典，就不费那事了，免得“肤浅且似是而非”，被马先生戴上“政治强说”、“陈腔滥调”、“新八股”这几顶大帽子。

据何竹淇先生《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上编第二分册所录《宋史卷一八八》载：“元祐元年，司马光言：‘近岁灾伤，盗贼颇多……万一有李顺、王伦、王均、王则之事，乘间窃发，攻陷郡县，岂不为朝廷忧？”

马司光言及的这几个“盗贼”，发生在《水浒传》的年代之前，为北宋前期（太宗、真宗、仁宗）。我们不妨先来作一简略的考察。材料来自《汇编》上编第一分册。

1，关于李顺。

淳化四年，四川“民王小波聚徒，起而为乱，谓众曰，‘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贫民多来附，遂攻劫邛、蜀诸县……小波病创卒，众推小波之妻弟李顺为帅……贼势日盛”。兵力达到十多万以上，在与官军多次作战中失利，李顺等人被捕遭极刑，余部继续与官军作战。我们从《汇编》所录曾巩《妖寇传&；#8226；王小波传&；#8226；附李顺传》等资料可知，这是一次官逼民反，他们杀贪官，并建立自己的政权，最终失败。

2，关于王伦。

庆历三年，欧阳修《论沂州军贼王伦事宜》说，沂州卒“王伦等杀却忠佐朱进，打劫沂、密、海、扬、泗、楚等州，邀呼官吏，公取器甲，横行淮海，如履无人……及至高邮，已二三百人……王伦仍衣黄衣衫，据其所为，岂是常贼？……江海诸处，先有盗贼，渐与王伦合势，而凶徒转炽……”。《再论王伦事宜》：“近日四方盗贼渐多，凶锋渐炽……王伦所过楚、泰等州，知县、县尉、巡检等并不斗敌，却赴王伦酒茶”，《论谏院宜知外事》：“王伦驱杀士民，攻劫州县，江淮之上，千里惊骚”。王伦最后遭官兵剿杀。

3，关于王均。

何竹淇先生按说，王均起事形式上属于兵变，但时间上是继王小波李顺之后，彼此不无相关。

咸平二年，益州叛军推王均为首，据成都，陷绵、汉诸郡，知益州牛冕出奔汉州，都巡检使刘昭战死，均遂号大蜀，建元化顺。王均战败，在狱中自尽。

4，关于王则。

庆历七年，贝州卒王则据城反，号东平郡王，建国曰安阳，改元曰德圣，旗帜皆为佛字，王则原为涿州饥民，流至贝州为卒。起事前与州吏张峦、卜吉结党预谋起事，后来事觉亟叛。文彦博募死士穴城，破之，槛送王则京师，剐于马市。

综析司马光提到的上述四例，其领头起事的有小民，如王小波、李顺，有士卒，如王伦、王则，有中级军官，如王均。除了王伦之外，规模皆很可观，王伦的人马大约只有千百，其他三人的兵力都在万人以上，或多达十数万，起事之后往往有“徒党渐多”的现象。李顺、王均、王则都曾“建元”，即使王伦，欧阳修也从其“衣黄衣衫”的行为断其不是“常贼”，也就是距离“建元”之类只差着一步。有意思的是，欧阳修忧心如焚上书陈说如何从各方面加强政权的建设，却无一字论及“盗贼”的起因，他是治标不治本；而刘敞却从根本上找原因，他作了一篇《患盗论》，提出“盗有源”的问题，他认为“盗源”是“衣食不足，政赋不均，教化不修”，如果是“丰世，治世，化世”，则无“盗，贼，乱”的问题。可见，那些或千百或数万十数万的“盗贼”队伍，绝大多数人当如欧阳修所说“皆是平民”，即普通民众或普通兵士。朝廷对这些“盗贼”的基本方针，是*、剿灭、杀戮。

那么我们再来看《水浒传》故事年代（哲宗、徽宗）的历史情况如何。史料依据何竹淇先生《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上编第二分册。

《续资治通鉴长编，哲宗纪》：元祐元年，广州岑探率群党四五千人围新州。

《宋史》蒲宗孟传：元祐初，梁山泺，素多盗。

元祐六年，苏东坡《赈济淮浙流民状》：寿州盗贼已渐昌炽……恐淮南群盗不止，流入颍州界，饥民附之。《与李直方酬奖状》：知颍州苏轼状奏，臣自到任以来，访得本州旧出恶贼，自元祐二三年间，管三等啸聚为寇，已而又有陈钦，邹立等亦是群党劫杀，累至与捕盗官吏斗敌，……近日寿州界内强贼甚多，打劫魏解元、施助教等家，皆一二十人，白昼骑马于镇市中劫人。

《宋会要辑稿》6791页：绍圣四年，知福州温益言，京东奸民，多匿深山穷谷之间，时出为盗。

元符三年，陈次升《上徽宗奏论永安县强盗》：“今永安县陵寝侧近，贼盗公行，杀人无忌”

大观年，《宋会要辑稿》6959页：“中书省勘会诸路并京畿贼盗，未至衰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