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比燕子还傻,每天都坐在自习室里定定地看着它们。我数它们一天会飞来多少次,每飞来一次,我便把本子上的“正”字加上一画,这样,加着加着,一天便过去了。
我没有心思考研,每天的乐趣便是画“正”字与胡思乱想。当燕子飞走时,我便观察屋里的考研生们。
现在已经真的进入“冲刺”期了。他们更加沉默,更加孤独,更加神情紧张,更加高深莫测。我发现他们的眼睛越来越像猫,离开书本时,眼珠子像日光下的猫眼,漠然地眯成一条线;回到书本中时,眼珠子又立刻变成了黑夜中的猫眼,有种可怖的凝聚与警觉。
不知为何,我总是觉得他们和窗外的燕子非常类似,为了一个摇摇欲坠的梦想而粉身碎骨、肝脑涂地。
那么,我呢?
他们毕竟还有一个梦想可以为之奔波,我的梦想却过早地被风吹散了。
书包里塞的照样是各种各样的参考书,桌子上摊的照旧是厚厚的考研试题,手里攥的依然是那个据说吃掉了多少多少部辞典的文曲星,可我的心,却早已经飘飞得连自个儿都找不着了。张红休息时爱翻我的书,她惊讶地发现我大部分模拟题都是一片空白。我笑着对她说:“这些题目对我来说太简单,我都不屑做了。”
“那你对于今年的考试胜券在握了?”
“当然!”我口是心非。
看到她满心佩服的眼光,我有一种腾云驾雾般的得意。
我骗人骗己。然而实际上内心却自卑、空虚、害怕得像一个胆小侏儒,哆哆嗦嗦地缩在布满灰尘的戏台一角,又羡又妒地盯着舞台上的充实与华丽。
入冬时,我在北大百年讲堂看了一场由杭州小百花剧团演出的儿童音乐剧《寒号鸟》。
一只快乐鸟幸福、快乐、阳光地生活在森林里,但突然有一天,它与一只绿色的大虫交上朋友,它们朝夕相伴、形影不离。在大虫的诱惑下,它好吃懒做、欺骗抢劫、无恶不作,成了森林中备受唾弃的败类。冬天到了,它还与大虫嬉戏、睡觉,不储藏粮食、不修筑房屋,几乎冻死在暴风雪中。将死前,它气息奄奄地问大虫:“你到底是谁?”
大虫得意地在它身边跳舞,一边跳一边唱:“我就是你自己,我的名字叫——‘自我’!”
最终,在满礼堂孩子们天真快乐的掌声中,我不能自持,泪流满面。
在那一刹间,我也清晰地看到一只大虫,钻入我的血液与骨髓,它的名字叫:情欲,自我的情欲。
我被自己的情欲给攫住了。
天渐渐冷了。
小屋也阴冷刺骨,实际上,比天气更冷的是我们的心。
考研一天天地逼近,几乎每人都处于临上刑场前的紧张与恐惧。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我和方卓越来越像两条害怕的狗,相互舔慰。
我们几乎不说话,每天一回到小屋便紧紧地抱在一起,忙不迭地钻进被窝里,拼命地用最原始的欢愉来安慰害怕、紧张的心灵。
我们都很贫穷,在冰冷的“考研”隆冬期,我们只好相互取暖。
我终于买了避孕药,但总是忘记吃。考前的如临大敌让我魂不守舍,记忆力减退,小小的一粒药丸无法赢得我的关注与警觉。
不避孕的后果便是怀孕,这是个不容置疑的真理。真理从来没有侥幸。
当我得知这个消息时,正提着裤子从冰冷肮脏的厕所里走出来。
“你怀孕了。”门外,那个像树根一样枯瘦的女人举着一张粉色试纸对我劈头盖脸地说。
我正在微笑,笑容刹那间僵在脸上,脸成了面具。
这是巴沟村的一个妇科诊所,其实就是一个野鸡诊所。
之所以来这里,是因为这里的荒僻,没有人看得到我,收费也廉价。事实上,在北京,我根本就是一个陌生人,可发生了这样的事后,我觉得全世界的眼光好像都在盯着我。
诊所非常脏,非常破。一些装束可疑的女子面容惨淡地歪靠在椅子上输液,偶尔有女人哀哀的哭声从里面房间传来。
“快点儿做手术吧。”女人问都没问,熟练地开票,司空见惯一般。
“手术?”我愣愣地问。
“对,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