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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我们日本人对蒙受原子弹的危害大声呼号，而对加害中国人民身上的痛苦却沉默不语。日本军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危害是日本蒙受原子弹危害的几十倍。如果日本比美国早生产出原子弹的话。日本定会首先使用。只讲“被害”闭口不谈“加害”的自私做法，绝不会成为通向和平的出发点。

我认为，作为战争的经历者，讲出加害的真相以其作为反省的基础，这是参战者的义务。⑥

东史郎还在会上，分析了为什么会发生日本军人在战场大肆杀人、强奸和放火暴行的原因？“一切始于军国主义教育”，东史郎肯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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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再遇东史郎（3）

使我们失去人性的军国主义教育曾是一种什么样的教育呢？它把侵略战争说成是“圣战”。教育我们说：“###粗野的中国人是正义的。”并且让我们轻视中国人，灌输民族歧视思想，叫嚷“膺惩###”。说：“效忠天皇重于山岳，尔等臣民的生命轻于鸿毛。不可生受虏囚之辱，当死为护国之鬼。”

对中国人的歧视轻蔑心理，演变成了傲慢，这就是不分青红皂白屠杀无辜者的暴行的原因所在。军国主义把人当作资源浪费、滥用，视生命如鸿毛。我们士兵被当作消耗品。于是就认为，既然我们的生命不足挂齿，那么敌人的生命就更不值一提了，“那就杀吧”！于是丝毫不受良心的谴责肆虐杀人。当时的日本军全然没有尊重生命、人道主义等等。打仗的目的是胜利，为了胜利人道也可以放到一边，认为只有胜利才是正义。我们受到的教育是：我们是活的武器，为正义而死是忠于天皇，是光荣的战死。我们没有尊重人类的思想，有的是决死效忠天皇，仅此而已。这是一种放弃自我，是奴隶劣根性，是道德上的无知，是对非正义、丑恶缺乏反抗的思想。⑦

对日本国内出现的否认侵略、美化战争的奇谈怪论，东史郎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需要的是“自省”。他说：

战败50周年那年，日本国会决议时曾有这样的说法：“不是为了侵略他国领土，而是为了从欧美列强的统治下解放出亚洲而进行的自卫战争，所以没有必要谢罪，反对作出不战决议。”我对日本议员的卑鄙不胜惊讶。对愚蠢的国会不禁哑然。如果日本发动的战争是解放战争的话，那么日本对殖民地就不该去继续盘剥，既侵略又剥削，怎么能称得上“是解放战争”呢？

当时坚持认为“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但是，“满洲和蒙古”不是日本领土。把别国领土当作保护日本的堡垒，这种本国优先主义在世界上是行不通的。

在日中战争中资源耗尽的日本铤而走险，发动了所谓“大东亚战争”的南方侵略战争。这是一场日本为获取资源而发动的战争。1941年11月10日，在大东亚战争开战前的大本营会议上作出这样的决议：“马来、苏门答腊、爪哇、婆罗洲、苏拉威西各群岛占领后划归日本帝国领土。”　“菲律宾、缅甸作为独立国家，但是将其置于日本指挥下，成为类似满洲的独立国。”其后，于12月8日宣告开战。

日本能够向亚洲的哪个国家提出“战争赔偿要求”？别国可以向日本提出要求，但日本却不能向任何国家提出，这是因为那是一场侵略战争，而不是解放战争。

不是中国打到了日本，而是日本打到中国去了。是一场侵略，这才是一切问题的根本点。这是应该反省的，这不是“自虐”。而是应该“自省”。

最近，日本因使用血液制剂出现了很多“HIV”感染者。其生产企业之一的“绿十字社”是731部队余党10名军医创办的企业。这些人曾视中国人命为草芥。把他们当作“木头”作人体实验。战败50年之际，在日本发生的因血液制剂造成的“HIV”感染问题，也是因为追逐利润不管患者死活。只要“绿十字社”赚钱就行这样一种草菅人命的做法引起的。这和为获取侵略战争的胜利，视中国人生命如草芥如出一辙，为追逐利润而不顾患者生命。这一事件说明，现在有必要重新反省过去军国主义的暴行。⑧

东史郎在此次南京大屠杀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赢得了我的信任。他不仅把“讲出加害的真相以其作为反省的基础”作为战争经历者的义务，而且分析了日本军人当年之所以施暴原因是“一切源于军国主义教育”，同时还严词批驳了日本国内出现的否认侵略、美化战争的奇谈怪论，指出日本需要“自省”等等，从此时开始，我与东史郎在思想和情感上的隔膜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尊敬，尊称他为先生。

我认为，东史郎先生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智者和勇者。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东史郎先生还带着他唯一的儿子东隆史前来南京，除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外，父子俩还专门去了中山码头遇难同胞纪念碑前，向遇难者献了花，默祷谢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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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再遇东史郎（4）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陪同他们父子俩去那里的情景。

那一天，南京的天气很热。东史郎先生提出要带他的儿子东隆史去拜谒一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碑。考虑到天气炎热，而东史郎年事已高，我打算安排他们到离夫子庙状元楼会场较近的正觉寺遇难同胞纪念碑去，但东史郎先生不同意，一定要去长江边，可能他认为江边上的遗址当年屠杀规模大，在那里向他儿子讲述历史的地点比较好。我们同意了他的要求，安排他俩去了中山码头。

父子俩每人抱着一束鲜花，在我的带领下，来到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山码头遇难同胞纪念碑前。东史郎先生身着白色长袖衬衫、灰色裤子，东隆史身着灰色圆领短袖衬衫、蓝色裤子。父子俩个头差不多高，都戴着一付宽边眼镜，不同的是一个白发人，一个黑发人。他们在纪念碑前伫立很久，然后，一起走到碑前，恭恭敬敬地放下鲜花，向遇难者鞠躬谢罪。虔诚之至，溢于言表。

反省和后悔的区别是，反省是向过去说再见，后悔是重新走向过去。东史郎先生应该属于前者。

离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山码头遇难同胞纪念碑后，来到了附近的长江边上。果然，在那里，东史郎给儿子讲述当年日军在这里集体屠杀的往事。父亲边讲边用手势比划着，讲得生动；儿子边听边点头认同，听得认真。我一边看着他们父子俩在深情地交流，一边暗暗地在想，东隆史大学毕业后，在东京一家知名的音响制造企业工作十多年，作为一个技术员，他对他父亲的过去了解有多少？他对其父亲现在的行为能够理解和支持吗？

一时难以得到肯定或否定的回答。

不过，东史郎先生父子俩的举动倒是值得肯定。我想，如果日本老兵都能够像东史郎先生一样，哪怕是对其亲属说出历史真相的话，日本国内否定历史的人肯定就会少了许多。

此次，我还陪同东史郎先生，找到了他在60年前日记中记载的东郊马群一带集体屠杀遗址。

东史郎先生在日记中是这样记述的：

“系在枯枝上的两面白旗在夜风中飘扬。围旗而坐的7000名俘虏煞是壮观。

……第二天早晨（1937年12月19日），我们接到去群马（马群）镇警戒的命令。在群马（马群）镇警戒的时候，我们听说俘虏们被分配给各个中队，每一个中队两三百人，已自行处死。据说他们中间唯一的军官军医因为知道###军藏军粮的地方，上面命令把他留了下来。

我们不清楚为什么杀掉这么多俘虏。但是总觉得这太不人道，太残酷了。

我觉得简直难以理解，好像很不应当。

7000人的生命转眼之间就从地球上消失，这是个不争的事实。”⑨

东史郎先生笔下的群马镇，实际上是指南京东郊的马群镇。不知东史郎先生当年把两个字读反了，还是根据日本有个群马县名犯了经验主义错误，我不得而知。但南京称马群的地名只此一处，绝无群马一名。为此，东史郎去年来南京期间，还专门要我陪同去马群镇，当他亲眼看到公路边上蓝底白字的“马群”路牌时，才彻底认错，并在路牌下合影留念。

关于马群一带7000人的屠杀地点究竟在哪里？东史郎自己也说不清楚。他要我们帮助找一找。去年（1996年）10月，我们在马群附近的仙鹤门，找到了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千人坟”，以及几处当年集体掩埋尸体的遗址。再对照东史郎所在师团（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日记中，关于在仙鹤门处理7000人的记载，我们大体断定当年在马群附近和仙鹤门的7000人的集体屠杀是同一回事。

为了验证我们的想法，这次我们专门请东史郎先生到仙鹤门去，现场指认此处集体屠杀遗址。

仙鹤门位于南京的外城东北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