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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部分（第2页）

“*”后期，下乡的朋友们相继返京。一天，我去位于呼家楼的傅家兄弟住处，傅亮告诉我，中办专案组通知他们可去秦城探望父亲，彭真要他们带些烟酒、衬衫和一套大字本的《资本论》。

我们到新华书店去买书，被售货员介绍到西单绒线胡同的内部售书处，“*”前这里是为高级干部提供内部书籍的地方，一些由外文翻译成中文的所谓内部读物，没有封面设计只印有书名，被称为白皮书。当我们提出买大字本《资本论》时，售货员说，那是给首长准备的，我们心想，的确是给首长准备的。

至于衬衫，由于要有布票才能买到。但傅亮他们都在内蒙古插队，别说布票，连工资也没有。我由于在工厂上班，所以有布票，但要将全国通用布票换成北京市的布票才可以使用。我记得换布票的地方在史家胡同，距“*”后于光远、还有乔冠华和章含之的住家不远。

那是个盛夏的中午，我们绕了半天，才找到这个好像叫北京棉布花纱部门之类的地方，兑换处是一个挺高的窗口，我们把全国布票和当时北京市革委会开的布票兑换证明信递了上去，窗口上的人好像刚从瞌睡中醒来，边揉着眼睛边看信，然后，从高向下审视着我们，在把布票递出来的同时，还递出一句话：“你们都下乡去了吧。”

我这个没上山下乡的老三届（10）

再后来，傅家兄弟探监回来，我记不得是听谁讲述了大致过程。

他们是从沙滩的路边被一辆汽车接走的，来人是中办专案组的。汽车向北开了好久，最后通过一片庄稼地来到了秦城监狱。顺便说一句，建于1958年的秦城监狱，据说是上世纪50年代苏联援助中国的产物。当时苏联与中国订立的援建项目共有157个，其中之一便有秦城监狱，但因属于秘密工程，所以外界一般只知道官方公开的156个援建项目。

秦城监狱的大门会自动开启，这在当时是很新奇的。他们多年不见的父亲身体和精神都很好。在相互问候后，彭真说，他一顿饭可以吃两大碗，并当着专案组的人表示，他是忠于毛主席的，就是把他烧成灰，他还是忠于毛主席。拿到《资本论》后对孩子们说，他自己在监狱里面读书，你们在外面读书，咱们来个竞赛。

至于带去的酒，都被打开瓶盖检查。好不容易买来的衬衫，却被撕掉了领子，据说，这是为了防止自杀。

“*”后，我有一次见到傅亮，是在北京建国门赛特大厦附近，他正倚着一辆汽车像是在等人。我们几乎是同时看到对方，他递给我的名片上面印着“中铁进出口公司总经理”，我问是做什么业务，他说主要是进出口钢轨，并邀我去他的公司看看。在此之前，我听说他曾去福建当过兵，后又去大学读书，再后来又自己开公司，总之经历十分丰富。

2006年7月，王汉斌和彭佩云这对副委员长夫妇的儿子王健不幸车祸遇难，我和他年龄相仿又是“*”好友。在八宝山公墓为王健举办的追悼会上遇到傅洋，我问他傅亮来了没有，他说傅亮现在澳洲，不然一定会来的。

在“*”那段特殊期间的朋友中，张楠楠是特殊的一位。其父张文松是彭真之妻张洁清的弟弟，也是“*”后的*部长。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当时住在美术馆附近东四大街一座大杂院里，这是父母被*囚禁，全家被扫地出门后，她与姐姐和弟弟的落脚之处。姐姐张燕霞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学生，因家庭在“*”中突然变故，精神受到刺激，我就亲眼目睹过，她突然无端把家中大衣柜的镜子打破的情形。2009年2月，在张楠楠传给我她89岁老母亲、原全国妇联副主席黄甘英的一篇文章中是这样记述张燕霞的：“当时二女儿张燕霞在哈工大读书，被列为‘黑五类’，她不服气。在批判会上，让她喊‘打倒刘少奇！’她不举手。她说，我不信所有老干部都成了反革命。让她与父母划清界线，她就反驳说，我父母从来没说过一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她不承认我们是‘三反分子’，也不和我们划清界线。那些‘造反派’就揪着她的头发从三楼拽到一楼，把她打成‘现行反革命’。后来她跑回北京，我们已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家也被封了，她无家可归，就到过去熟悉的叔叔阿姨家去讨饭，阿曾同志（叶剑英原夫人）看着她可怜，就把她收留在家中。这时她已经有点神志不清、疯疯癫癫了。我的二女儿是个性格很刚烈的人，敢和整她的人硬顶，和他们辩论。她被整的很惨，吃了很多苦头，后来一病不起，白发人送黑发人，留给我们全家无尽的悲痛。”

张楠楠的弟弟小红才是个小学生，我曾带他去饭铺买包子吃。而年龄不过20岁的张楠楠，不仅要为父母的事情奔波，还要照顾姐姐和弟弟。

我这个没上山下乡的老三届（11）

面对生活中的一切，她忍辱负重，乐观从容，依然会和朋友们相互交流读书体会，依然喜欢用自制的小木箱冲印照片。有段时间，我曾是她那间小屋的常客，我从心里佩服她。然而，“*”后的20多年间，我少有她的音讯，只听说燕霞已因病过世，小红则去了美国留学，后留在那儿工作了。

物转星移，人世全非，但该见到的人是一定会见到的。大约是个冬季，我到中国大饭店开会，在通道里，远处迎面走来两位女士，端庄而优雅。其中一位有些面熟，没等我认出，她已疾步过来，一边说着我的名字，一边和我紧紧相拥，是张楠楠。

之后，我们时有联系，还一起吃饭谈天。一次我在整理旧照片时，发现有她的个照及我们大家的合影，就用电邮发给她并写道：“不知怎的，我竟找到这些照片。它使我想起30年前在美术馆一带，一个孤独而坚强的身影，行走在深冬的街头。”

张楠楠在回信中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始终是我心中真正的朋友。我不知怎样表达感激之情，在我‘当年孤独而坚强的身影’后面，有像你一样真正无私帮助我的人，温暖我的心。我还记得我们一起谈屠格涅夫的小说，那些美好的回忆与情谊，随着年代久远越来越清晰、珍贵。”

我则回应说：“真正的朋友之间是不需要‘感激’的，那段光阴其实也给我留下‘美好的回忆与情谊’，我以为，关键是如何做人及做人的价值观，尽管，当下人们已不在乎这些了。”

姚宏是北京景山学校的高材生，有点像今天的“神童班”学生，小学的年龄已在上中学的课程。这所学校当时是北京市的教学试点，校长是着名的教育家敢峰，他写的那本《理想情操精神生活》曾风靡京城。

景山学校与我所在的六十五中隔墙相望，因此“*”中我曾和姚宏一起编辑油印小报，很聊得来。其姐姚雪是北京着名的师大女附中高中生。姐弟俩的父亲叫姚溱，是“*”前的*副部长，同胡乔木、田家英、许立群、熊复等负责编辑《毛泽东选集》，据说还是撰写《*》的反修小组成员和“二月提纲”的起草人之一，因此，“*”开始首当其冲被冲击，从沙滩住家被迫跳楼自杀。遗书在一只鞋子中找到，里面有200元钱和两块手表，这就是当时一位部长的全部家当。

姚雪、姚宏分别去了内蒙古牧区和农区插队。一次，姚宏患伤寒回京治病，曾在我的一机床宿舍小住，后又去了上海亲戚家继续养病。当时市面上有许多自由出版的小报，其中也有我参与编辑出版的《教育要革命》等。

顺便说一句。近年流传的，在“*”中北京知青缅甸来信的作者张育海，当时我们在一起办了张名为《只把春来报》的小报，从写稿、编辑、印刷到沿街叫卖都要亲历亲为。我至今还记得，在一个夏季傍晚，这位北京四中高材生蹬着平板车，我在后面推，把纸拉到东四一家街道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