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也激励了张之洞,张于当日上午巳刻(9…11时)发一长电给孙家鼐:
“查《时务报》乃汪康年募捐集赀所创开,未领官款,天下皆知,事同商办。兹奉旨交黄遵宪查明核议,自应听候黄议。康主事辄电致两江、湖广各省,请禁发《昌言报》,殊堪诧异。康自办官报,汪自办商报,自应另立名目,何得诬为抗旨?官报有开办经费,有常年经费,皆系巨款,岂有夺商报之款以办官报之理?况《时务报》馆并无存款。且近日谕旨令天津、上海、湖北、广东各报俱送钧处进呈,是朝廷正欲士民多设报馆,以副明目达聪之圣谕,岂有转行禁止之理?康主事所请禁发《昌言报》一节,碍难照办。”
第62节,
张之洞此电的核心,在于说明《时务报》的性质为商报,并表明其不能禁发《昌言报》。孙家鼐收到此电后,于十二日回电称:
“蒸电悉。公所言者公理,康所电者私心,弟所见正与公同,并无禁发《昌言》之意,皆康自为之。公能主持公道,极钦佩。鼐。文。”
张、孙两人对此态度已是大体一致,孙亦认为“大致与商报略同”。在发电孙家鼐的同时,张之洞又发电赵凤昌,转汪康年:
“急。上海。赵竹君转汪穰卿:密。细思洋牌万不宜挂。康电两江及湖北,均请禁发报,何谓无之?各省想皆同。或未请孙相奏禁耳。且俟黄议。名心叩。蒸。”
张之洞认为康有为有可能未请孙家鼐禁报,“且俟黄议”,字面意思是等待黄遵宪的议复,似也表明张准备出面与黄进行交涉。七月十三日(8月29日),张之洞又收到汪康年电报:╥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文电敬悉。丙夏起,戊六月止,共收七万四千余元,共用七万二千余元,实存二千数百元。另代派欠约八千余元,存货六千余元。康年亏六百余元,梁、麦、龙共亏一千四百元。均有据可查,不敢隐讳。康。文。”
“文电”指张之洞十二日的电报,尚未得见;“丙夏”指丙申年即光绪二十二年的夏天,“戊六月”指戊戌年即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张此时让汪确报《时务报》的明细账目,似为准备与黄交谈、交待之用。七月十五日(8月31日),张之洞收到其幕僚钱恂从上海发来的电报:
“外国无官报,近访与鄂所闻同。穰无巨亏,沪有公论,黄、吴告白早见报馆,开办于丙年四月,全赖宪台千元之助;黄款千元七八月才交付一半,谓报馆藉此而开,未确。穰上夔书,恂带去。恂禀。盐。”
“外国无官报”,似为张之洞一派新寻找的反对《时务报》改官报的理由;“穰上夔书”,即汪康年上书给其同乡、军机大臣王文韶,当然是申诉之信,将由钱恂带往北京;另一重要的理由是,《时务报》开办全靠强学会余款银,黄遵宪的捐款很晚才到。
由于光绪帝旨命黄遵宪到上海“查明”“核议”,黄此时成了关键人物。
六、黄遵宪对事件的处理
黄遵宪在先前《时务报》内汪康年、梁启超之争中,站在梁的一边,此时光绪帝命其主持查核,当然会对康、梁更为有利。他于七月十一日(8月27日)离开长沙,乘船北上,很可能于十五日到达武昌。七月十六日,总理衙门收到他的电报:
“宪到岳,因察看商地,略有沉搁。奉鄂督转奉电旨,饬查《时务报》事宜。查此馆章程皆宪手定,系宪所创办,作为公众之报,以汪康年充总理,梁启超充总撰。今公报改为官报,理正势顺,不知何以抗违不交?俟到沪,即议交收,毋令旷报。事定再电奏。请回堂宪。遵宪。”
此电报是一抄件,未有发报时间与地点。从当时的发报速度来看,若无加急,需一至两天,即此电很可能是黄到武昌前所发。黄遵宪认定《时务报》的性质是公报,完全否认了汪康年、张之洞的理由——即为“商报”,并称“公报改为官报,理正势顺”;他还称到沪“即议交收”,“事定”后“再电奏”,即已有明确的处理方针——“交收”。
黄遵宪到达武昌后,立即受到了张之洞、梁鼎芬等人的巨大压力。此时在武昌管理《时务报》发行事务的翟性深,于七月十六日(9月1日)致汪康年信中称:
第63节,
“一、公度昨已来鄂,现知子培与梁髯等与其联络,不知可能妥洽否?一、梁髯近日病,故子培来亦不能久坐常谈。一、梁髯本欲与公度同来,现已不果,半因有病,半思我馆之事,莫若在鄂可设法。以上均社兄处道问来。”
“子培”,沈曾植。“梁髯”,梁鼎芬。“社兄”,社耆,汪洛年,他与沈、梁皆交深,其消息是可靠的。梁鼎芬原准备与黄遵宪同来上海,但考虑到“在鄂可设法”,便没有同行。而在张之洞幕中的邹代钧,于七月二十八日(9月13日)致汪康年信中称:
“《时务报》改为《昌言报》,办法尚不错,惟康居然以抗旨入告,殊属无谓,且交公度查复,尤形鬼蜮。伯严已力言于公度,谓此事必须公允,万不可稍涉偏倚,公度却面允。昨闻子培言,公度到鄂已与南皮商妥,当不至离经也。云系欲公将旧账交与南皮,而南皮转交公度,《昌言报》则仍《时务》之旧,官报则另起炉灶。”
“伯严”,陈三立。黄遵宪在陈三立、张之洞的直接施压下,已经有所退让。七月十八日,武昌收到汪康年电报:
“康电江西藩,请禁登《昌言报》,业已札县示禁。康年。篠。”
七月二十日,武昌再收到汪康年电报:
“现拟与开《汉报》之宗北平商,互列名报端,则馆不能摇,与寻常挂洋牌异。可否?候示。康。啸。”
而武昌方面对此两电的回复,我在“张之洞档案”中没有找到。
黄遵宪离开武昌后,途经南京,与刘坤一会见,于七月二十三日(9月8日)到达上海。七月二十五日,张之洞发电黄遵宪:
“致上海出使日本黄钦差。报事中外议论纷纭,弟不敢置议。在鄂所谈,作为勿庸议可也。惟《昌言报》,则鄙意以为万不宜禁耳。洞。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