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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是晚清小说中低级的一类。③虽然它们的榜样显然是伟大的《红楼梦》，

但大多数却更像　１９　世纪的“才子佳人”小说如《六才子》和《花月痕》之类。

实际上最受欢迎的是那些以色欲为中心兴趣的书，其中才子们迷恋的佳人又

无例外地都是妓女，以至被称为“妓院指南”。胡适挑选其中的两本《海上

繁华梦》和《九尾龟》来特别加以谴责，说它们缺乏理智的洞察力和文学价

值。因此，“言情小说”中的下乘作品似乎只是亵渎感情——据文学史家阿

英的看法，它们很快就为“鸳鸯蝴蝶派”打开了大门。④

③参阅阿英：《晚清小说史》，第　13　章。

④同上书，第　169、176　页。

鸳鸯蝴蝶派小说与五四前的过渡时期，１９１１—１９１７　年

“鸳鸯蝴蝶派”这一说法可以上溯到这类小说中的一本畅销书，徐枕亚

的《玉梨魂》。这本情意缠绵的小说于　１９１２　年出版，书中的诗将情侣比作成

对的蝴蝶和鸳鸯。①这一蔑称在　１９１０　至约　１９３０　年这一时期，被用来称呼大约

２２１５　部小说、１１３　种杂志和　４９　种报纸。这个称谓和这一派中最著名的杂志的

刊名《礼拜六》可以互换，它公开宣称自己的目的是为了“消闲”。

鸳鸯蝴蝶派小说受到狂热的欢迎，实在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令人啼笑

皆非的事。随着清王朝末日的到来，晚清小说的改革冲击力和严肃内容好像

也消失了。正如言情小说堕落成“狭邪小说”和“蝴蝶小说”那样，社会小

说的主流也从自觉地批判和揭露社会－政治病态的基本方向转为专以耸人听

闻为目的：少数值得尊重的“社会批判”杰作，被大量描写社会丑恶和犯罪

的所谓“黑幕”小说所取代。在民国最初的十年里，这两种群众文学——庸

俗的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都达到了鼎盛时期。它们所拥有的读者和销售

量都超过了此前此后时期的作品。②根据林培瑞对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初步研究

所得出的惊人结论，３０　年代以前真正的“通俗文学”——就其能迎合中下层

阶级的口味和反映他们的价值观念而言——既不是梁启超所提倡的“新小

说”，也不是五四时期的新文学，而是这些“消闲”作品。

根据林培瑞的分析，这一类通俗市民小说的兴起，反映了城市居民在“逐

步现代化的环境”中经历迅速变革时的烦恼心理。当新城市生活——尤其在

上海——变得沉重的时候，“读者要赶上世界的愿望就让位于想忘掉自己赶

不上世界这一愿望了”。①除了想满足逃避变革中的城市世界这个现实的需要

之外，林培瑞还暗示，蝴蝶派小说各次浪潮的热门主题可以与特定的社会－

政治的发展联系起来。当酝酿中的晚清维新运动对妇女解放和妇女教育给予

极大注意的时候，本世纪头十年前半期第一批爱情小说的共同主题就是婚姻

自由。此后　２０　世纪头十年后期与　２０　年代早期侦探小说、黑幕小说和武侠小

说的各次浪潮，则与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政府所造成的政治混乱同时。在这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