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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部分（第4页）

他的劝告。

这里涉及的不是那些掌握社会和政治力量的人能否在任何情况下都被说

服实行改革的抽象问题。丁文江不像胡适那样对军阀抱道学家的羞怯态度，

他能够暂时影响江苏军阀孙传芳在上海地区实行某些审慎的城市改革。①可

是，在中国这个时期那种野蛮而极不安全的政治环境中，很难使那些持有权

①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引自《我的歧路》，《胡适文存》，3，第　99—102　页。

①见本书费侠莉所写第　7　章。

力和特权的人从他们对政治生存的狭隘迷恋中转变过来。

另一方面，共产主义者（不只李大钊）准备致力于创建政治（终极是）

军事力量的问题，并根据当前难以改变的力量的实际情况行动，不管这些实

际情况是否基本上符合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阶级范畴。这并不意味着李大钊或

任何其他自许的共产主义者在　１９１９　年已经接近中国当时全部问题的某种“终

极解决方案”，甚至也不意味着“革命”这一口号对中国政治有任何直接结

果。法国和俄国的革命一直被看作社会性的而不只是政治性的，是因为其核

心在于摧毁已建立起来的旧制度。在　１９１９　年分裂的中国，摧毁北京政府不会

有多大影响，因而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认为，他们以后几年的任务是

处理如何在中国建立新政治权威的基础这一“问题”，而不是摧毁旧制度的

问题。社会任务不能脱离政治任务，而政治任务是建立新的政治秩序，而不

是摧毁已牢固建立的旧政治秩序。

大众文化的主题

五四事件没有导致直接的政治结果，知识分子阶层中有许多人，包括鲁

迅在内，对它的重大意义并没有特别深刻的印象。有些人，如胡适、顾颉刚、

傅斯年等，仍然相信中国问题的根源在于文化方面，因而他们应当“整理国

故”。

这项事业的一个新趋势是出现了研究大众文化的积极态度。胡适极力主

张，过去的白话文学作品比雅文化枯燥无味的“古典”作品更生动活泼；连

他在这一方面也在他的看法中采用了一种民粹派的主旨。他似乎愿意把“白

话文学”归入应予保存的“正宗”。这不包括对群众宗教文化任何方面的一

点兴趣。不过，大众文化有活力的主旨导致他鼓励顾颉刚等人努力研究民间

习俗和地方习俗，搜集民间故事和民歌。１９１９　年以后学生中出现了“走向民

众”的新运动，顾颉刚很受感动，他还能把这一运动和他自己的论点联系起

来，他认为，过去的知识分子和旧贵族统治集团联结在一起，他们现在则应

当利用他们作为知识分子新近所获得的自主权利，把自己和普通百姓联系起

来。可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坚持用科学研究的方法研究群众的精神生

活——民间传说、习俗和民歌。①

从这一运动一开始，就存在这样的想法，利用通俗形式来表达启蒙的新

信息，如撰写具有新教育内容的通俗歌谣。不过就顾颉刚来说，他对民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