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迫的问题,首先导致人们对于促成西方民族-国家优势的一切技术、制度、
体系和思想进行广泛的研究。复兴中国使之成为社会-政治统一体,这至少在
短期内一直是进步的主要目标。
不过发展进化观念本身还有超出这个目标的意义。严复在西方认识到的
不仅仅是西方实现了人类难以想象的新的可能性这一事实,而且认识到中国
也可以赶上前去。他所获得的是宇宙发展进化观念的新信仰。西方因顺应宇
宙进化进程的无比能量而得到了发展,这是一种普遍的进程,也必定以某种
方式在中国起作用。
这种非人格力量和不受个人操纵的历史形态观念本身在中国并不是新
的。历史常常被描述为宇宙-社会这一“外界”的天或“道”的神秘运行,人
对于它的控制极其有限。实际上,邵雍、章学诚等表述的中国思想的一个组
成部分,便是这样的历史模式。从总体看,这不是中国思想中较为乐观的一
种倾向,因为它往往强调历史命运强加给人类希望的种种约束。19 世纪的西
方发展进化论和历史主义学说的新意,不在于那种关于历史的非人格力量的
观念,而在于非人格力量必然趋向于对人类希望起促进作用的观念。这种观
念本身——完全撇开力学上有关力的特定概念——便是康有为和严复思想一
致之所在,尽管前者仍使用传统术语,而后者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措词。
这种观念在否定方面的含义,就是把古老的儒家传统制度历史地、相对
地加以考虑。帝制、科举制、官僚政治和人伦礼仪的古老结构,过去似乎是
一种永恒制度的组成部分(即使是在这种制度所起的实际作用受到严厉批评
的时候),现在其地位却因时而异。的确,严复、康有为和梁启超在本世纪
头 10 年中始终仍是帝制拥护者,但这时是把帝制当作一种手段。中国的民众
对共和制还毫无准备。不过,正是他们一举而把帝制降低到一种正在消逝的
人类制度这种低下的地位。
人们这时看到的是一种摆脱当时一切结构的激进意识——谭嗣同生动的
说法是“冲决罗网”。根据这样的水平,我们看到的有点像是对历史的激进
的批判。在西方一往无前的历史力量为什么在中国却无能为力呢?就康有为
来说,孔子的真正教导已被千百年来的古文经学歪曲。就严复来说,圣人贤
君几乎是一贯地压抑民众的创造力。这些解释似乎都很难与发展进化的决定
论学说协调一致。它们似乎暗示自觉意志的力量能够阻碍进化的力量。事实
上,这个论题已经预示了后来在新文化运动的著作中和庸俗马克思主义者的
著作中可以找到的那种不加掩饰的观点,即中国传统的精英文化是一种精心
设计的压制发展力量的手段。但是,不管这些学说怎样自相矛盾,人们这时
都希望进化的力量或历史的力量最终将冲决一切往昔的结构、障碍和消极的
压抑人的命令主义。在所有这些学说中,我们感觉到一种反结构主义的普遍
情绪——宁愿以能量和超越的无形力量的连续统一体而不是以永恒的秩序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