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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部分（第5页）

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一些关心大众文化的学者、政治家和小说家，如顾颉

刚、郑振铎、瞿秋白、鲁迅、沈从文等。如我们在下面将要指出的，他们常

常从他们自己特别关心的事项和题目来观察民众社会，但是，把他们的著作

和先行的日本学者以及某些西方人类学家的工作结合起来，便将减轻研究这

个论题的困难。

这一章注意的中心主要在于那些支配五四时期（广义的）及其后的知识

分子阶层所论述的论题和论点。不过，要从　５　月　４　日开始我们的记述，还必

须从发展的过程说起。２０　世纪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者现在都很明白，始终支配

本世纪上半叶（及其后）的某些论题在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就已提出。由于

本书费侠莉和李欧梵所写的两章已对其中的许多论题做了分析，我们在此可

以先做一扼要的复述。

进步和民族主义

如上一章所指出，所有这些论题中最重要最持久的，是关于历史的或由

进化而来的进步这一论题；康有为、严复、谭嗣同这样一些伟大先驱们的著

作首先对这个论题作了说明。正是在他们的著作中，我们了解到一个广阔的

宇宙－社会进程的观念，这个进程将引导人类最终实现难以想象的人类成就的

可能性，乃至于乌托邦式地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无论这种观念是否被率直

地当作西方观念来接受，无论人们是否像康有为那样为这种观念寻找中国的

根源，它在实质上对盛行了许多世纪的传统儒家社会－政治制度也是有极大的

破坏性的。

虽然这种观念本身的含义具有普遍性，但中国人接受它则和　１９　世纪最后

１０　年的某些紧迫的时事有关。原有制度可能即将崩溃的前景是像严复、康有

为、梁启超这样的中国文人所不能接受的。他们把自己当作社会卫护者和政

治领袖的根深蒂固的意识，使他们绝不可能接受那种中国作为社会－政治统一

体可能消亡的看法。

到了　１９　世纪末，他们终于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严酷的问题：作为一个完

整体系的古老儒家传统制度和作为社会－政治统一体（梁启超所说的“群”）

的中国这两者都继续存在，是否是不矛盾的。他们选择后者，实际上也就是

由于今后的需要而选择民族主义。一旦国家的生存和兴旺被确定为首要的目

标，民族主义的主题就一直占主导地位，尽管从一开始它就和社会达尔文主

义这样的思想意识有牵连，后者所定的目标更具普遍性。国家的生存是一个

紧迫的问题，首先导致人们对于促成西方民族－国家优势的一切技术、制度、

体系和思想进行广泛的研究。复兴中国使之成为社会－政治统一体，这至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