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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部分（第3页）

一起相互野兽般斗争的霍布斯式社会，被视为只是这样一个时代的序幕，那

时“人类情感”在一个只由“公道真理”之光普照的世界中可能再一次开放

出花朵。

所有视家庭的改造为最基本的社会目标的乌托邦主义者，都为这一要务

的说服力量所推动而提倡某种女权运动。有些人如李石曾，追随谭嗣同，认

为妇女在家庭主义等级制度中是所有人中的最弱者，因而也是这种制度的十

足的受害者。作为男性的激进主义者，他们就像年轻人在长辈面前作为他们

自己的代表那样，论述妇女的苦难。他们鼓吹妇女需要自我改进以克服对家

长统治的依赖，家长制统治因她们自己只不过是亲属的优越感而被缓和了。

其他的人在思考妇女问题时，则更多地受到康有为的理论影响：如果家庭作

为生物学上的统一体应该废除，那么它易受到的最大责难是在婚姻关系方

面。通过教育和工作而使妇女为自主作好准备，成了从家庭关系网络中摆脱

士论文，1978　年。

②《大同书》，汤普森译本，第　184　页。

①《大同书》，汤普森译本，第　184　页。

②李三宝：《康有为对传统观念的攻击：其早期著作的解释和翻译，1884—1887　年》，第　2　章。

③《谭嗣同全集》，第　14　页。

④李石曾：《三纲革命》，《新世纪》，11（1907　年　8　月　31　日），第　1　—　2　页。

生育负担的主要先决条件。不过，对于刘师培和何震来说，乌托邦最根本地

要求废除劳动的区分，这种理论上的主张认为性别上的平等是达到划一的最

后的也是最大的困难，因为它必然要受生物学功能的不能缩小的差别的限

制。由于这个原因，何震争辩说，不想当男人奴隶的妇女应当愿为共产主义

社会而努力，只有在这个社会，所有的奴役形式才能被消灭。①

然而，男性的乌托邦主义者和妇女激进主义者在对家庭价值的重新估价

方面，在性别的作用上却有重要分歧。从康有为到《新世纪》这批人，一种

典型的男性的乌托邦理想是男人和妇女将享受到解除了因义务而来的负担的

自由性关系的社会。在思想上，他们保护人天生的情感而反对仪式化的道德，

他们怀疑各种各样排他的私人关系原本是利己的，这种乌托邦理想是他们思

想的十分自然的延伸。但何震，像大多数中国妇女女权主义者一样，关于性

别，和作为意志自由论者相比，更是一个清教徒似的人，她的理想是结束一

夫多妻制和妇女作为性“玩物”所受的压迫。①

无政府主义者的雄辩术，当把婚姻和家庭的社会制度当作以严酷权力为

基础的政治制度予以分析时，是最富于战斗性的。不过，无政府主义者无论

怎样详细地论述作为家庭成员的个人的主观情感，这种家庭关系的政治模式

也是难以证实的。在中国人的丧葬仪式中，虔诚的儒家的子女在礼仪上因其

父母的死亡而自责。李石曾大声疾呼：“（子女）何罪乎？”②意思是让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