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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部分（第4页）

在民国初期，传教士是短期在华居住、因共同目标而认同的欧洲外国人

中最大的单一集团。他们受到各项条约总的和具体的治外法权条款的保护，

深入到中国的几乎每一个角落。到　１９１９　年，中国本土和满洲的　１７０４　个县，

除　１０６　个外，都报道了新教徒的某种传教活动。传教士一般都懂汉语，必然

与听福音的中国人有着比较密切的日常接触。他们最大的目标，强调通过皈

依基督教和坚定地组织中国的基督教教会来平等地拯救个人。到了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许多传教士（至少是新教徒）开始看到，外国传教士多方面的活动

未能创立强大的土生土长的教会，而外国人的存在可能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主

要障碍。各教派共有的中华续行委办会的干事罗炳生，在该会一份对新教在

华活动的权威性调查中写道：

可以预期，下段时期是过渡时期，此时工作的负担及对工作的控制，将日益从外国

人转移到中国人。基督教界中日益高涨的民族意识，正导致最能干和最献身的中国基督教

徒对现状的某些方面深切的不满。他们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正当愿望，即基督教应摆脱被人

视为“外国宗教”的沉重负担，西方教派分立的状况不应在中国长期存在下去。他们认为

宗教界外国势力支配一切的状况，是在中国更迅速地传布基督教的主要障碍之一。①

在　１９４９　年以后镇压在华基督教会之前，罗炳生所定的任务只取得了很有

限的成就。传教士和受圣餐者的人数增加了，更多的华人被吸收为教会的领

导，教育和医药服务的质量有了提高。但是在　１９２２　年后的　２５　年，大多数基

督教传教士的外国在华机构的成分，与　２０　世纪的头　２０　年的情况相比，在性

质上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

２０　世纪头　２５　年盛行的“中华归主”，可以说，是一段短暂的插曲，在

此之前是义和团起义，在此之后把基督教敌视为外国帝国主义产物的恶意的

民族主义迅速兴起。在义和团起义以后不久的几年，在华的新教基督教盛行，

因为在取得了半个多世纪平庸的结果以后，它与需要它的中国国内的改革力

量形成了一种临时的联系。在清代的最后十年，当本地的教育设施和师资供

不应求时，发展中的教会学校对现代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民

国时期的第一个十年，情况也是如此，而且不仅表现在初等教育方面。中国

的现代西方医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传教士示范和教授的结果。２０　世纪　１０　和

２０　年代的青年中国多半是教会学校的产物——它们造就了新型的城市爱国

者和改革者，以及诸如科学的农业、新闻事业和社会学等新型职业的领袖。

但是新教教会事业的繁荣依靠与当局的一种不明确的联系。它最后与国民党

政体认同，因为二者基本上以城市为基础，并且都是资产阶级式的“现代化”

①见保罗？科恩：《1900　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及其影响》，见《剑桥中国史》，第　10　卷。

①中华续行委办会：《在华基督教的传布：1918—1921　年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和传布专门委员会所作的在

华基督教力量的数量和地理分布的全面调查》，《导言》，第　3　页。

的变异形式。即使保守的民族主义，像罗炳生承认的那样，从长期观点看也

只能接受真正土生土长的教会。由于是城市的和非政治性的，而且实际上强

调在现存的政府制度的范围内拯救个人，基督教变得越来越脱离呼声日益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