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网址:王言抡起了刀,砍在了三个方面。
一是作奸犯科、违法乱纪,二是开始收他专属的清洁费,三则是清丈田亩、清查户口。
这三点,每一点都是让人激烈反抗的,何况三件事一起做呢。再加上这里是边区,官府的行事风格都已经很狂野了,大户们只会更狂野。
但是没关系,因为即便是三件事一起做,其实主要围绕的还是作奸犯科、违法乱纪的事。毕竟先把人解决了,把挑头反对的人解决了,剩下的不论是清洁费,还是田亩、户口都是顺带着的事情。
反抗有厢军镇压,杀无赦,若是跑路那就不管了,爱往哪跑往哪跑,反正家业就在那里。这时候可没千年后那么灵活的金融系统,财富可以成为一串数字,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绕地球一百八十圈,最后无踪无影。
如果非要分个三六九等,王言喜欢认命不反抗的,其次喜欢跑路的,最后没办法了,也只得对付反抗的。因为要对抗,就要动刀兵,就要有伤亡,他就要拨出一笔钱粮抚恤,这就不太好了。有这个命,去前线寻衅多好啊。
所以王言奉行的,就是犁庭扫穴,是秋风扫落叶,以最快的速度,最小的伤亡,镇压境内大户。
他坐镇肤施,一道道命令发布出去,厢兵分散成八支千人队,分散到全州,封锁各处大陆通道,镇压各县。州衙里被他选出来的亲信,去到各县主持工作。需要的大量办事人员,则是征兆本地的贫寒士子,再许诺给表现好的人安排工作岗位,四十多岁的老小子都是风风火火的。
延州这边的学风,肯定是不如内地的和平地区的。这边的名额也少,好几年出不来一个进士。其他的各种考试,机会也不太多。很多人都是读书读的家业败落,半辈子白玩。
别说给官当,王言就是开了门,多增加一些吏员岗位,这些人就乐的找不着北了。既体面,待遇又好,还算是有前途。而且在这时候,一定程度上也实现了阶级跃迁。
他是通判的时候,就把路级官员得罪了一个遍。他做巡使的时候,处置的路级官员不下十人。现在他当的知州了,更不怕路级的官。
王言一样也给范仲淹回了信,话里话外都是说范仲淹的旧事,感慨权力大了,自我的对抗,以及下命令时候的忐忑等等。总结下来就是四个字,如履薄冰。
当年的第一次宋夏战争之时,范仲淹、韩琦就是正副安抚使,由夏竦挂帅,他们俩做事。最后仗没打好,大家一起被撸的。
其实一般而言,延州知州是由陕西安抚使兼任的,方便统筹决策,也方便集权。但是王言比较特殊,又怕他没权力,又怕他权力太大,不好管。再者也不可能再让王言任职通判,那时候王言要是想不开,顺便跑去了西夏怎么办?
所以这才造成了肤施城目前的尴尬局面,三个衙门,三套班子。但是这个局面虽然尴尬,但实际相处起来一点儿也不尴尬,因为王言谁都抓。
毕竟当吏员也有门槛的,也有垄断的,外人不是那么好插进来的。就算外人进来了,其他的小吏一起排挤,也干不长。
当然他要是当了路级官员,下边的州官谁不听他的话,那却是不能原谅的,他王某人也是双标的很。
当初在杭州分别的时候,范仲淹说要求不高,在青州收个清洁费就行。结果现在那也是老骥伏枥,老当益壮,过去一年在青州杀的一样是人头滚滚。十分强硬的推行着清洁费,清丈田亩,清查户口。
毕竟以前王言在内部折腾,虽然事情同样不小,但是哪怕造成了严重后果也可以内部消化,到了边区就不一样了。一个不好,导致了全面开战,那就糟糕了。对西夏的战事,当然不只是西夏。北有辽,西有吐蕃,西南有大理,南方有各种山里的少数民族。内部还因为各种的高压,不时的有人起义造反。
内忧外患,可不是说说而已,整不好那可是要灭国的。
这些事儿都是冯京来信告诉他的,基本是干打雷不下雨,京城玩京城的,延州玩延州的。毕竟这边有皇帝派过来的太监,有政事堂、枢密院的监察人员,更有本路治所在此,各种的大员也在肤施办公,尽管王言连着路衙的官吏一起办了,各种的检查人员也是瑟瑟发抖呢。
范仲淹在信里那可真是苦口婆心,就怕王言急于求成,轻启战端。毕竟王言手里有兵,远在青州的范仲淹已经想到了王言手握两万大军,那得多激进。
现在他被赶出了京城,这帮人便又泛滥起来,对他王某人每日一参成了休闲娱乐活动。好像不参他一下,朝会就白开了,工作也没什么开展一样。
用朝堂上别人参王言的话来说,那就是‘官不聊生’、‘民不聊生’,好像王言要把延州搞的破败,好像西夏随时都可能抓到机会大举来犯。
这就不是王言能劝的了,也就只得是时常往来信件,远程问诊。范仲淹显然也是不想早早死去,他想尽可能多的解决问题。所以他也算是比较珍惜,并没有太过急躁的做事,也不让他自己太过劳累。就是免不了的要被人刺杀,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这些人也是贱皮子,王言在京城的时候,可是没人说过这种话。除了有人举报盛家等放印子钱以外,朝堂上都是夸他的。说他公正严明,搞钱多,忠于大宋,忠于皇帝等等。
话说知道了王言知延州,远在青州的范仲淹特意写了老长的一封信来嘱咐。毕竟范仲淹当年跟王言聊过兵事,也知道王言有北望之心。眼看着王言调到了边区,范仲淹心里也哆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