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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务求实效曾国藩的经世致用之功（第2页）

为达到这样的境界，曾国藩从理想树立、修持自身、办事待人诸多方面论述了“朴实”的重要性。同治六年（1867）十月，他给弟子李鸿章写信说：

大约有关商民生计者，但以“为民请命”四字与之朴实说去，始终不移。在我有真挚之情，亦不致遽激各国之怒，似与来示所谓“贵有至理、不掉虚机”者稍相吻合，卓见以为何如?

“为民请命”是历代有志之士义不容辞的责任所在，曾国藩出山领军，与其说为维护清政府的稳定和本阶级的利益，不如说更多地受这种使命感的驱使。以此为目标，正体现了“朴实”二字的精神。对于狡猾的洋人，曾国藩也本着“朴实”二字，认为如此会换得洋人，的同情理解。曾国藩这种外交思想有些消极影响，甚至显得迂腐天真，但在“教案”的处理过程中，因为中方也有失理处，兼之国家势弱，无力与抗，这样做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曾国藩提倡“朴实”的另一重要表现，是他最厌官气。他所谓的“官气”特指当时官场中的习气。自嘉庆以后，清朝吏治腐败日渐加剧，养成了一种浮滑的风气，对此，曹振镛所说的“多磕头，少说话”就是绝妙写照。曾国藩对此深恶痛绝，为扭转这种风气，他甚至采取了激烈的措施。

1850年，道光皇帝在内忧外患中抑郁而死，咸丰皇帝继位，为挽回人心，渡过难关，罢免了奸猾腐败的穆彰阿等人，下令开言路、求贤才。曾国藩认为扭转风气的时机已到，当即上奏备陈民间疾苦、吏治腐败、官场黑暗的种种积弊。他所提的，都是其他圆滑世故的大臣所不敢言的，忠切之心、恳切之情跃然纸上。但咸丰并未听从，而是置之不理。

曾国藩苦候多日，心情更切。最后决定犯颜直谏，上了著名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他认为满朝官员谨小慎微，“脂韦唯阿”之风越来越盛，皇帝再养成“恶直而好谀”的习惯，就会给国家酿成祸患。在此疏中，锋芒直指咸丰帝，批评他“因小失大”，“徒饰纳谏之虚文”，“骄矜自是”，并举出一大堆实例。咸车帝览后大为震怒，下令严处，幸亏大学士祁隽藻等求情，曾国藩才得幸免。

曾国藩的进言虽未有明显效果，但他的朴实作风给浮滑的官场注入了新鲜气息，他也由此获得了良好的名声，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

从军之始，曾国藩为了进一步纠正这种“官气”，采取了以猛振顽的手法，以申韩的法家之术伸张儒家大义。他把这种“官气”描绘为“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为扭转它，不得不“矫枉过正”。1853年，他给湖南名绅黄淳熙的信中痛陈了自己不得已而为之的理由：

阁下风格，不似世间桔槔故态，随人俯仰者也。国藩从宦有年，饱阅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软熟和同之像，盖已稔知之，而惯常之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来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愆尤，丛讥取戾，而仁人君子固不当责以中庸之道，且当怜其有所激而矫之之苦衷也。

同年底，他又给湖北学政龙启瑞写信，进一步表明自己的立场：

二三十年来，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榆修袂而养妁步，倡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见有慷慨感激以鸣不平者，则相与议其后，以为是不更事，轻浅而好自见。国藩昔侧六曹，目击此等风味，盖已痛恨次骨。今年承乏困务，见一二当轴者，自藩弥善，深闭固拒，若唯恐人心攘臂而与其间也者。欲固执谦德，则于事无济，而于心亦多不可耐，于是攘臂越俎，诛斩匪徒，处分重案，不复以相关白。方今主忧国弱，仆以近臣，而与闻四方之事，苟利民人，即先部治而后上闻，岂为一己自专威福?所以尊朝廷也。

曾国藩这番矫枉过正的做法虽然遭到许多官吏的反对和抵制，但仍然收到了明显效果，最重要的是激励了一批有志有为的人才敢于）中破这种官风，敢于作为，培养了一种朴实的风气。后来曾国藩总结说湘军集团之所以能崛起，将如火如茶的太平军起义镇压下去，正是由于此“朴实风气”。

同治二年（1863）九月，他在给部下名将张运兰信中说道：“我楚师风气，大率尚朴实，耐劳苦，老湘营恪守咸法，故声名历久不衰。”鼓励他“整顿岭南军务，不特革其骄疲之习，尤宜挽其浮靡之风”，“坚持定力，崇朴去浮”，保持朴实的良好作风。

后来曾国藩待人办事渐趋于圆通，不似开始时锋芒毕露，但他圆而不滑，变而不浮，终生恪守“朴实”二字，并屡次以此告诫部下朋友。如他在给手下将领的批文中非常明确地提出，要“除去官气，专务朴实”，进而总结说，“古人之有为者，不外乎此。即近日湖南诸贤，亦不外此”，把“朴实”视为办大事有作为的必备条件。他认为“朴实”是人的根基，只有根基稳，才能枝繁叶茂。他在给帐下幕僚孙衣言（后官至太仆寺卿）的信中教导说：

方今浮尚浮华，目染耳濡，不患不趋于文，只患不葆其质。植根朴拙，乃大器也。

他的朋友吴坤修，曾与曾国藩相互勉励，并在曾帐下当过幕僚，1866年升任安徽按察使。临行前，曾国藩特地加以叮嘱，后又写信观诫，主要也是让他除官气，归朴实，信中是这样说的：

阁下向采每遇得意之际，说话多不检点，又以游幕过久，官气颇重。湖南、江西物望之损，大抵由此二端。今骤当重任，务望时时省察，摒除官场之习，力戒浮薄之言。

对于他人，曾国藩也常以此二字相告。一般人以为，处世以圆滑为上，并每每以此为努力方向，实则是对世事不明所致。曾国藩并不反对处世采取技巧，他强调的是做人要有根本，本不立，再好的技巧也无用，甚至反受其害。以“朴实”为本，培植根基，而后再讲权变，方能无虞。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常守朴实规模，方可培成大器”的真义所在。

用人须崇实黜华

曾国藩语录：脚踏实地，事事就平实上用功。

曾国藩以“朴实”为成大事的根本，因此在识人用人上，也以此二字为标准。他认为“以朴实廉介为质”，就是以此二字为识人之本的意思，无本则不立。纵观曾国藩选用的人才，基本上都达到了这个标准。他最不喜欢浮滑之人，他对好友毛昶熙说：“观人者恒在出处进退之际，选将者最忌浮滑取巧之流。”把浮滑视为人才的大敌。

曾国藩用人主张兼收并蓄，主张取人应看到其长处，不应求全责备，因此他的手下各方豪杰都有，都能各尽其才，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潜力。曾国藩所谓“办大事以多得助手为第一义”，体现在他一生的识人用人中。即使如此，他并非什么人都取，什么样的人都要，其中最主要的取舍标准，就是看此人是否”朴实”，假若朴实，即便才气稍差，也委以重用；若为人浮滑，即便有绝大才华，也弃之不顾。他手下幕僚方宗诚负责举荐人才，曾国藩特地向他交待了自己的原则：

搜求人才博收杂进，则深识之士采纳众议，鄙人亦颇留心。唯于广为延揽之中，略存崇实黜华之意，若不分真伪博收杂进，则深识之士不愿牛，骥同皂，阳蜻得意，而贤者反掉头去矣。

在这段文字中，曾国藩申明了自己“崇实黜华”的用人原则，并指出不这样做的危害。如果朴实与浮滑之人并用，那么朴实者必然受浮滑者排挤，不愿与之共事，其结果是有才的逐渐被挤走，投机取巧之徒反而得势，这就违背了广收并蓄的初衷。曾国藩事业的成功与他用人的成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他才说”用人一节，实为万事根本”，而以“朴实”为原则识人用人，正是他用人的成功之处。天下人才难得，德才兼备者更是少之又少，面对这种情况，曾国藩仍然坚持“且先求一二诚实人员，姑改欺饰之习，徐图整顿之方”，始终把朴实主人置于首选。他指导李榕说，“大抵取诸人者当在小处、实处，与人者当在大处、空处”，也是此意。

曾国藩识人之法中，朴实是一关键，而“滑”字则表示此人不可用。他在日记中多次记下对某个人的印象，如果说此人朴实或敦实，就预示着此人将得到任用，如果说某个人浮滑，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希望了，有时他干脆写上“此人浮滑，不可大用”的字样。

曾国藩向他人推荐人才，也以朴实为第一标准。例如，他曾向郭嵩焘推荐邹伯韩，就说此人“任事当朴实可倚”。江忠源到安徽任巡抚，组织军队抵挡太平军东下，曾国藩向他推荐了好几个人。其中邹汉勋是当时著名学者，为人朴实可靠，学问浩博，“宏识远略，可谋大事”。安徽的绅士官吏，曾国藩推举吕贤基、吴廷栋、何慎修、涂宗瀛等数人，这几个人均是朴实主人，而且修养高，学业精。官场中除了友好陈源兖外，他又推荐袁甲三，说他”最为结实，才气亦足以包举大事”。宿州郭刺史为人很敦实，也可以重用。这些人都有朴实的特点。事实证明，除了吕贤基办团练守舒城为太平军击毙外，吴廷栋官至礼部侍郎，袁甲三先是协助吕贤基办团练，吕死后，他便接替吕指挥皖北军事，后又接替胜保担任攻捻的清军统帅，曾署理漕运总督。

在此之后，曾国藩举荐人才也没有改变以“朴实”为第一义的原则。咸丰十年（1860），他向同年考中进士的毛鸿宾推荐吴应昌，说此人“朴实明白，于此间各弁气习相近，当可相与有成”，请毛鸿宾放心。咸丰十一年（1861），他在给王茂荫的信中推荐侍讲学士宋滋九，说他“朴实耐劳，好善若渴，实为朋辈不可多得之才，亦为珂乡培裨风气之彦。国藩去年得与共事，常以务实相切磋。”

曾国藩不仅在选将任官上以“朴实”为标准，就是招募丁勇也不例外。曾国藩从军后打了几次败仗，使他认识到绿营兵的致命缺陷，一是体制上的原因，二就是士兵浮滑，无人用命，战则溃逃，赏则争先。因此他决定从根本上改造这种体制，重起炉灶，编练湘军。

湘军主要招收湖南农民。这是因为湖南人受湖湘文化浸染，大多朴实忠诚，而农民就更加朴实。他在给朝廷上的奏疏中说：“乡民：隆健朴实者，练一人收一人之益，练一日有一日之效”，说明自己这样做的原因。同时他多次告诫部下，“无取浮华之辈，而求土作主类”。这些农民身上保存着固有的朴实和勇敢的特点，没有沾染军营浮滑习气，所以比较容易训练和指挥。经过一番磨练，湘军战斗力迅速提高。

为了保持湘军不受浮滑风气影响，曾国藩从一开始就强化思想工作。以礼制军，选拔合格的营官，”欲练乡勇万人，概求吾党质直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相激相靡，而后可以言战也”。

但有时朴实和才能往往是不能同时具备的，曾国藩自己也认识到这一点，他在日记中写道：“条理清晰者，往往心地不甚质实。”如何解决二者的矛盾呢?曾国藩一方面对浮滑而有才能者加以劝导，使之趋于朴实；另一方面，如果实在无法改变，宁可弃而不用。因为有才而不朴实者虽有时也能办事，甚至建立大功，但其导致的后果可能更严重。这种人最不可靠，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同治元年（1862）曾国藩告诫部将姚体备，命他清除浮滑的将领：将领之浮滑者，一遇危险之际，其神情之飞动，足以摇惑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故楚军历不喜用善说话之将，非仅弟一人然也。

为防止浮滑之人进入部队，甚至连善于说话的人都不敢用，由此更能看出曾国藩对“朴实”是何等重视。湘军将领中口讷不能言的人比比皆是，这与曾国藩的偏爱是分不开的。因为浮滑而被曾国藩撤换的人有不少，其中吴国佐最为突出。此人当时的级别是主簿，充任义字营管带。他胸怀大志，自以为可当天下大任，不甘心从小处、实处做起，对管带这样的官职很不满意。曾国藩命他与张运兰协同作战，但他狂傲自大，与张的关系很紧张。开始曾国藩很称许他的见识，在给胡林翼的信中说：“此君志气高迈，而办事不甚平实。”

为了改变吴国佐的浮滑习气，曾国藩多次劝导。一次还亲自与他面谈，说见识高明的人，高明要像天那样宽广无私，明辨道理，平实要像大地一样，坚固扎实，劝他在“脚踏实地，事事就平实上用功”。

咸丰八年（1858）十二月，曾国藩再次写信给吴国佐，进一步劝诫，信中指明了趋向平实的方法：

凡高明者欲降心抑志以遽趋于平实，颇不易易。若能事事求精，轻重长短一丝不差，则渐实矣。能实，则渐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