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进入深夜,收容所里逐渐冷清下来,很多人都找了一块地板躺下,我也不例外。
此时的我全身疼痛不说,还又冷又饿,此时我才记起,我连晚饭都没有吃。
到第二天清晨五六点的时候,收容所的工作人员开始以地域分类将关在收容所里的人逐渐装车遣送走。
我配合地上了一辆小面包车,车里被遣送的有十几个人,有男有女。等车子里面坐满了人,押送我们的人将中间的铁门用铁链锁上,此时我才发现,小面包车的后门和车窗,都用钢筋焊上,我们这十几个人就像牲口一般被关在铁笼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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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此时心里有一种说不尽的悲哀,原来在某些人眼里,我们其实就是牲口,就是他们随意剥夺和宰杀的对象。
这就是我从小引以为傲的祖国,原来早已被一群无耻之徒霸占着,他们满口仁义道德,却无时无刻不在喝着老百姓的血。
在十一点左右,车上有一个女孩喊尿急,喊了五六遍,前面押送人员只装作没听见,我过去拍着铁门大声冲他们叫着有人要上厕所,其中一个二十多岁的押送人员用铁棍指着我,凶狠地斥责道,再拍试试,信不信老子现在就打残你。
我没有恐惧,直视着他说,我们又没犯法,凭啥不让上厕所,就算犯了法,也有上厕所的权利吧。
我话刚说完,身后有几人起身也过来附和我,年轻人狠狠瞪着我,我也怒视着他,旁边一年纪较大的押送人员,轻轻捅了捅年轻人,在他耳旁说了几句啥,年轻人找出几个胶袋,递了进来,说谁要小便就拉在胶袋里。
可能是憋的太狠了,女孩急匆匆拿了一个胶袋,走到后面一排,也顾不得羞耻,脱下裤子便对着胶袋口撒起了尿。
下午两三点时,我们一车人被遣送到兴宁的一个建有高墙的院子里,在办理移交时,那个年轻押送人员指着我对监狱的接收人员说了几句什么,我猜测那年轻押送人员可能是要让监狱的工作人员对我重点关照。
我们十几个人被监狱里的几个工作人员指定站成一排,其中一工作人员让我们谁要打电话联系亲人的举起手来。
我和其他四个人举了手。那些没举手的人先被带走,我们五个人则留在原地,一个个跟着工作人员去打电话。
排在我前面的人很快垂头丧气回来了,可能是没联系到人,或者联系到的人根本不愿意帮忙。
毕竟跑这么远的路来接人不容易,赎金三百先不说,往返的时间和来回的车费也不是一个普通打工仔可以承受得起的。
我走进电话室,被里面的人告知只能打一个电话,联系不上明天再打。
我没有任何思考,拨通了二姐家的电话,电话很快接通,谢天谢地,正好是二姐接的电话。
我把自己被遣送到兴宁收容所的事跟二姐说了。二姐让我不要太担心,她会马上让姐夫金芽开车赶来接我。
我眼含泪水将电话放下,此时我才知道,无论我曾经有过多少女人,在我心里,二姐始终是我最靠得住的人。
打完电话,我被带进一个监仓里,里面有二十几个人,大多都在银湖收容所里面见过。
有一个湖北叫王代兵的,问我打通电话没有。
我说打通了。
王代兵问我打给谁,会不会过来接你。
我说是打给我姐,我姐夫会开车过来接我。
王代兵眼光一亮,问我,你姐夫有车?
我嗯了一声。
王代兵讨好地说,等你姐夫过来接你时,能不能顺带也把我接出去?回深圳后我肯定把钱还给你。
我说行。我之所以答应的这么爽快,是因为几百块对我来说并不算啥,只要王代兵能在里面跟我团结在一起,出去后就算不还钱也没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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