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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第1页）

马卡里奥斯大主教，户籍登记名米哈伊尔·赫里斯托祖卢·牟斯寇斯，于1913年8月13日出生在塞浦路斯帕福附近的阿诺帕那基阿。在雅典就读并成为神甫。之后，到美国继续他的学业。回国后，个性极强的他成为大约占人口80%的塞浦路斯希腊族人的宗教和世俗领袖。1950年，被选为塞浦路斯东正教的大主教，称马卡里奥斯三世。他公开支持那个时候仍属英国殖民地的该岛与希腊合并，但是后来趋向独立。1956年，遭英国人逮捕。翌年，由于希腊发生全国性的动乱而被释放。1960年，塞浦路斯取得独立，宣布共和。他被选为总统，至1977年8月3日在尼科西亚去世前一直就任此职。

当我们谈到某个问题时，我对马卡里奥斯说：“您使我想起了简·奥斯汀的一个忠告。”“简·奥斯汀的什么忠告？”马卡里奥斯笑着问道。“一个聪明的女人永远也不应该让人知道她有多么聪明。”“但我不是一个女人。”马卡里奥斯笑道。“是的，但您是个聪明的人。您是如此聪明，以致正在千方百计地不让我察觉到您的这种聪明。”我最后这样说道。于是，他的目光变得严峻起来。他身上似乎有某个东西弓了起来，如同一只弓着腰准备投入战斗的猫。我也弓着身子，静待着他用爪子扑过来。我准备迎战。但是他没有用爪子来抓我。他像刚才瞬间发怒时那样，瞬间又恢复了镇静，继续说道：“就像我向您解释的那样，我是个幸运的人。我知道在我升入天堂之后，报纸将会写些什么。今年7月，我读到几篇有关我的讣闻，它们是如此可爱。您记得吗？他们以为我已经离开尘世。我的大使们收到的电报也是可爱的。最可爱的一份电报来自塞浦路斯的最后一任总督和夙敌凯雷唐勋爵。后来我在伦敦会晤了凯雷唐勋爵。我们谈到了我们过去争吵不休的关于保留在塞浦路斯的英国基地的期限问题。我对他说：‘那些基地仅仅有利于一件事：它使我在政变后安然无恙，并帮助我离开了这个岛屿。’”这就是马卡里奥斯吸引我，并被列入我所喜欢的人数不多的当权者人物之中的原因之一。

本来，我并不喜欢他。有一次，我还想方设法要向他表明这点，而结果却接受了他的祝福。当时，正值胡安·卡洛斯和索菲娅的婚礼，他在雅典，下榻大不列颠饭店，我也住在那里。一天晚上，他来到饭店门厅。只见他衣着华丽，宛若一尊圣像，身上的金银珠宝闪闪发光，手握总督的权杖。他一出现，门厅便成了一座小教堂。有人弯下身子，直到把鼻子碰到肚脐附近，有人跪在地上，有人想吻他的手，至少想吻他的衣服。唯有我昂着头，而且坐在一张高高的沙发上，因此十分引人注目。沙发处于电梯和大门之间，他一眼就发现了我。他盯着我，流露出愤怒、惊讶和痛苦的神情：“这是什么人？怎么敢？”他庄重地向前走，一直来到我的面前，停住了脚步，冷冷地瞥了我一眼，为我祝福。没有必要去说我当时并不愿意接受他的祝福，现在回想起来仍感到别扭。如按世俗人的良心来衡量，马卡里奥斯至少是个令人讨厌的人，因为他是世俗权和神权的最牢固的结合的反映。他像一个坐在奎里纳莱宫而不是坐在梵蒂冈的教皇。他是东正教教会的领袖，同时又是塞浦路斯的总统。你永远也不知道向他提问时应该把他作为一个宗教领导人呢，还是把他作为一个政治领导人，你永远也不知道是称呼他为宗座呢还是总统，是称呼他为大主教呢还是马卡里奥斯先生。他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尽管如此，也无法使你忘记一个痛苦的现实：他是因为同天堂有关系而获得这些选票的。对于塞浦路斯的农民来说，投票选举马卡里奥斯这件事与行圣礼相似。据说，甚至连共产党人在投票选举他时也都要画十字。然而，然而……他是一个即使不是真正值得拜倒在他脚下，也是值得令人肃立起敬的少数几个国家元首之一，因为他是少数几个有头脑的国家元首之一。除了有头脑，还有勇气；除了有勇气，还有幽默感、独立见解和尊严。这种尊严与一位近似国王的尊严相似，只有上帝才知道它是怎样产生的。他的父亲是个目不识丁的牧人，他本人直到12岁时还在放牧羊群。

许多人都不喜欢他。譬如，有人指责他沉溺于女色，或者曾一度过于沉溺于女色，指责他不论哪一方面都不是个禁欲主义者。我相信这一点。但我不相信对他的另一项指责，说他靠谎言、阴谋和冒险掌权，除非把他的擅长算计说成谎言，把他的灵活说成阴谋，把他的想象力说成冒险。他这个人物不能用西方惯用的尺度来衡量，他不属于西方。他属于既非西方，也非东方的某个方面。他深深扎根于一种既风雅又古老的文化中：落难中求生存的大师。他通过以足绊人、以手拧人、狡猾的计谋、清晰的头脑和老于世故屡次化险为夷，求得生存。有人曾四次图谋暗害他，他四次幸免于难。有人曾两次将他发配到流放地，他两次安然返回。唯有一次，也就是当雅典法西斯军政府靠政变推翻了他的政府，并图谋杀害他时，他似乎不可能东山再起了。但即使在那种情况下，他也幸运地逃脱。他先在英国基地避难，后由那里取道前往伦敦。结果，付出血泪代价的是塞浦路斯人民。事实上，校官们的政变导致了土耳其的入侵、战争、屠杀和岛屿的事实上的分裂。这是一场连大国的协议和联合国的决议也难以平息的悲剧。从那时起，塞浦路斯成了地中海中一根燃烧着的导火线。

采访马卡里奥斯是几个月后在纽约进行的。那几天，联合国正在讨论土耳其从其在塞浦路斯岛的占领区撤退的问题，而这种撤退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会议处于白热化状态。为了听取会议的讨论情况和监视那个他想见一见的基辛格的举止行动，马卡里奥斯中断了伦敦的流亡生活，在普拉察饭店订了一套房间。他在无数卫队士兵的保护下在那里筹划回国之计。我在那里见到了他，先后两次同他共进行了约六小时的谈话。他没有像以往那样穿戴着挂满金银珠宝的华丽服饰，他接见我时穿着一件十分端庄的蓝色长袍。当时，他61岁，但外表显得比年龄更老，似乎他所经历的悲剧使他一下子变老了。我们几乎很快就打破了寂静，也就是当我问他能否抽支烟时寂静就打破了。我忘了别人对我的叮嘱：会见他时不要抽烟，因为宗座忍受不了烟草的气味。但是这一次他却叹了一口气说：“我能抽吗？我太想抽烟了。”说完，他给我看了看被尼古丁染黄的手指。这与其说是打破寂静，还不如说是一种默契：荒唐可笑而又意想不到的默契。数年前，我还觉得这个人是个可恶的敌人，而现在却在我的面前成了个可尊敬的人，一个天禀聪颖而光彩夺目的人。我对我们所谈的一切都感到兴趣十足，甚至感到欣喜万状。交谈过程中，他时而穿插进一些奇闻轶事。他才思敏捷，只要一提起某个名字，如铁托，或毛泽东，或纳赛尔，或周恩来，就足以使他从中敷演出一段历史，描绘出一幅令人入迷的画像。不用说，我是怀着感激的心情倾听着他诉说他对独立和自由的酷爱的。关于马卡里奥斯，人们可以写一部绝妙的书！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愿意取基辛格的角色来写这部书，因为他是马卡里奥斯深恶痛绝的人。当录音机的话筒关上的时候，他直截了当、毫不含糊地告诉我说，美国国务卿和中央情报局对塞浦路斯的政变事前早有所闻。“是基辛格开了绿灯！”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声音失去了惯常的温和语调。

我们作为朋友相互道别。在门口，他低声对我说：“简·奥斯汀的那个忠告……对您也适用。可惜您是个女人。”我回答他说：“可惜您是个神甫。”后来，我们约定在塞浦路斯再见。我当时就预见到他将会一帆风顺地回到那里。八个月后，我同亚历山大·帕纳古里斯一起在那里果然又见到了他：在一次礼节性拜访中见到了他。（1968年，那些校官在全岛搜捕帕纳古里斯。由于马卡里奥斯委托其属下的内政部长盖奥尔加吉斯给他发放了一张假护照，帕纳古里斯才免遭逮捕。）他在政府大厦中一间朴实无华的办公室里接见了我们。他请我们喝咖啡。他摆动着食指抗议道：“您在那次采访中让我说了些什么啊！我当时实在不谨慎。”与此同时，他的眼睛里流露出笑容。但是他的面容已变得更加疲惫不堪，他的背驼得更厉害了。他成了某个政权的具体体现，这个政权就像流着血的伤口那样在受苦受难，但它却是唯一能为世界接受的政权。

奥里亚娜·法拉奇（以下简称“法”）：宗座，我提一个鲁莽的问题：您是否还要回塞浦路斯去？

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以下简称“马”）：我当然要回去，这是肯定无疑的！我将于11月回去，最晚也不晚于12月。行期将完全由我自己决定。我至今尚未回去，只是因为我等待着希腊政府撤换那些在反对我的军事政变中负有责任的军官，也因为我想留在这里亲自听取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辩论。我并没有提出过辞职，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对我回国一事提出疑问。我没有任何理由不回国，除了那些担心自己将受到审判和惩罚的人之外，也没有任何人反对我回国。我不打算去审判和惩罚那些人，那将有损于国家的团结。不言而喻，这并不意味着我企图歪曲历史。恰恰相反，我愿意全世界都清清楚楚地了解所发生的事件。但是我愿意摒弃种种惩罚和报复的手段。我将宣布大赦，那些因为我要回国而吓得发抖的人可以安心。何况，他们是为数很少的几个人。与军事政变前相比，今天人民更加拥护和支持我。他们渴望能再见到我。99%的人是站在我一边的。

法：99%的居民包括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在内。宗座，我不相信他们会满腔热情地想重新见到您。

马：我同意您的说法，我也不认为大多数土耳其族人会拥护我。恰恰相反，我以为就是土耳其族副总统登克塔什[1]先生一想到我要回国也是不高兴的。但是我并不为此担心，将同登克塔什先生和土耳其族会谈的不是我本人，而是克莱里季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