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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科尔比（第1页）

威廉·科尔比于1920年4月4日出生在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志愿者入伍，服务于美国战略情报局。曾两次越过敌人的防线，空降在法国和挪威。战争结束后，他先在哥伦比亚法律学校完成学业，之后在纽约的一家法律事务所工作；一段时间后，搬迁到华盛顿，进入中央情报局。20世纪50年代，他在罗马领导反对共产党的活动。1959年到了越南的西贡，在那里待到1962年。1968年因执行凤凰计划[1]重返越南。1973年至1975年，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他对国会的殷勤和远离白宫的立场促使福特总统在基辛格的建议下于1975年让赫伯特·沃克·布什接替了他的职务。从此他致力于咨询活动和书写回忆录。1996年4月27日，他在马里兰离他家不远的罗克波因特死于一起水上事故，看来似乎是一起意外事故，也许是在驾驶游艇过程中掉进水里。但是很多人不认为这是一起意外事件。

与其说这是一次采访，还不如说是一场激烈的、令人恼火的争吵。它既可悲又可恨。虽然采访是在文明的气氛中以讨论的方式进行的，但也不能改变其争吵的实质。除了表面上玩弄问答游戏和借用了新闻采访的名义之外，实际上双方都意识到充当着矛盾的一方和互相敌对的角色。他代表着权力，代表着主宰和扼杀一切的无孔不入的无形吸血鬼，而我则是他的牺牲品。他认为自己有权对别人进行监视、干预和收买政府，策划种种阴谋和行凶杀人，甚至监视我的行动，例如窃听我的电话。我认为自己有权平静地生活和享受属于我的自由。于是我怀着满腔的怒火向他发动进攻，当面正告他说我的国家不是他的一块殖民地，不是他的一个香蕉共和国[2]。我的怒火很快引燃了他的怒火。于是我们再也不可能取得一致的看法和相互容忍。我们像两只格斗厮杀、浴血奋战的昆虫，面对面地相互非难、指责，彼此使用着刻薄的语言（他把这一切称之为思想上的防范措施），持续了几个小时。这出戏包含着一些荒唐，甚至近于疯狂的成分。冲动和愤怒使我的声音有时发颤，而他的声音则始终保持不变，既有节制又显得自信。唯一的敌意来自他那双天蓝色的眼睛，像瞎子的眼睛那样一动也不动，时而射出凶恶的目光。可是即使在他射出凶恶的目光的瞬间，他的嘴上依然挂着微笑，他的手依然平静地去倒咖啡。这个折磨着我的冷酷的男人像谁，答案很容易找到。他像宗教裁判所的神甫，或者像苏联共产党的官员。这两者其实是一回事。我曾在报纸上见过苏斯洛夫[3]的照片。威廉·科尔比的目光与苏斯洛夫相同，鼻子和嘴巴也与他相同。他们甚至都是修长、干瘦和优雅的身材，都是那样严峻无情。最后，我失口说出了他使我想起了库尼亚尔。其实他与库尼亚尔的共同之处仅仅是狂热和缺乏一种所谓的美德——怀疑主义。（他的每句话都是为了表明他那不仅对共产党人，而且对所有左派人士的无法抑制的疯狂仇恨。）

威廉·科尔比当中央情报局的显赫官员达28年之久，还当了两年半的局长。他的自我叙述是其真实的写照。他是这么说的：“怎么成为中央情报局的头头？出于偶然的机会。为什么进中央情报局？为了智力冒险，也为了爱国主义。我的父亲是陆军军官，他有高度的责任感。我从他身上既继承了爱好旅行的传统，又继承了热爱美国的传统。我父亲的家庭于1600年从英国迁居这里。两百年之后我母亲的家庭也从爱尔兰迁来。我母亲在巴拿马怀上了我。我出生在明尼苏达州，小时候曾在中国的天津住过几年。18岁时去法国学习法文。我懂法文、挪威文、德文、意大利文和越南文，但已忘了一些。我毕业于法律系，本来想当个律师，为什么最后成了侦探？肯定不是为了消遣。我从来没有看过关于詹姆斯·邦德的书，只读过政治、历史、哲学、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论著。事情就是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我是俄克拉何马州的一名军官，在那里训练士兵。但是我不愿意留在遥远的俄克拉何马关注战争的进程，于是自愿加入了伞兵队。那时我22岁，一天，战略情报局来了一个人。他正在物色适合空投到欧洲去支援抗战的人员。这个差使对我来说再合适不过，我接受了。他们曾先后把我空投到法国和挪威。在那里我与游击队一起并肩作战，进行破坏活动。战争结束后，战略情报局解散，我当了律师。但是接着又爆发了朝鲜战争，我又进了秘密情报机构组织，到了中央情报局。朝鲜战争后我在意大利待了几年，然后又去华盛顿和世界各地。在吴庭艳执政时代和1969—1970年间，当我领导‘凤凰’行动的时候，我曾两次去越南。”当然他没有谈到凤凰行动经常采用暗杀手段，消灭了两万名越共游击队员。当我提醒他这一点时，他认为两万人不算多，在一次战役中死的人更多。他没有谈到近几年来发生的悲剧无一不与他有关。他与智利、塞浦路斯和库尔德族人的悲剧都有牵连，这仅仅是随便提到的两三个例子。但是他承认自己是那些资助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人的最得力的支持者。承认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采访他的主要目的正是想向他了解中央情报局在我国进行的行贿活动。

采访—吵架是在华盛顿附近的一所普通别墅里进行的。那里是他与他的妻子和两个小儿子居住的地方。（他的两个大孩子已经结婚。最大的34岁，是个律师。）我采访了他两次。一次是星期五的上午，另一次是星期日的整个下午。无论在哪一次他都没有失礼或表现出不耐烦，无论在哪一次他都没有催促过我。他始终彬彬有礼，举止文雅，非常克制，可谓完美无缺，就像他在回答参议员丘奇[4]或众议员派克代表国会调查委员会向他提出的质问时的表现一样，甚至在谈及中央情报局的罪行所产生的丑闻和他被迫辞职这些问题时也没有使他困窘。可想而知我当然更无法做到这一点。甚至当几乎全世界都报道了我的采访记从而引起轰动时，他依然保持着镇定。这次轰动同我发表对基辛格和库尼亚尔的采访记后引起的轰动程度不相上下。无论是在电视节目里还是在报刊上，他都宣称这篇采访记说明了他在这场战斗中是如何取得辉煌胜利的，而我又是如何遭到惨败的，并问我为什么不去采访克格勃的头头？后来，为了向我表明他是多么的宽宏大量，并说明他对我的傲慢毫不介意，他还给我写了几封短信，对我的“无政府主义”和“左派”思想表示宽容，并提出善意的责备。但是他承认我是一名工作认真和为人正直的记者。其中有一封，他是这样写的：“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事实上，我们之间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是我认为对于自由社会来说，大家能毫无畏惧地争吵和交换看法是有益的。”我始终没有给他回信，向他询问自由社会和毫无畏惧地交换意见是什么意思。当然，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都不怕他和他的中央情报局。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每当看到他的签名时，我总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我意识到中央情报局一向有接受记者采访的美德，而克格勃却没有。尽管这是事实，但是要人们忘记自己因遭到监视而产生的不安感是困难的，就像我多年来从未忘记过那样。中央情报局同亚历山大·帕纳古里斯遇害事件似乎不是没有瓜葛。鉴于事情发生时科尔比先生已被削职为民，我不知道他对此是否了解。不管这将会怎样不公正地伤害科尔比先生，但我不得不说明这是在1976年圣诞节我接到他的一张贺年片的时候首先在脑海中产生的想法。贺年片上画着身穿蓝色长袍的圣母将圣婴耶稣温柔地抱在怀中。

奥里亚娜·法拉奇（以下简称“法”）：科尔比先生，我想知道这些人的名字，意大利那些领取中央情报局酬金的无耻之徒的姓名。意大利不是果品联合公司所属的香蕉共和国。科尔比先生，使某个政治阶层都蒙受嫌疑是不公正的。您不认为我们的众议院议长佩尔蒂尼有权知道这些人的姓名吗？

威廉·科尔比（以下简称“科”）：不，因为我们的众议院通过表决规定对那些人的姓名必须保密，因为中央情报局必须保护它的合作者，必须保护与它一起工作的人。当然，是否提供那些人的姓名得由美国政府来决定。我现在不是代表政府讲话，而是代表中央情报局讲话。我的意见是否定的，我的建议是否定的，不能透露姓名。在遵守协同工作的人同我缔结的协议方面，这是我起码应做到的事。你们的议会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调查，不是有专门从事调查的警察吗？那些受到怀疑的人只要说“这不是真的，我没有接受钱”就行了。我认为这样做就很好。我不能为了使一些人避免受到怀疑而牺牲另一些人。凡是我答应保守的秘密，我一定要保守。一旦失信，我就会找不到这样的合作者。排除法是很容易使人陷入圈套的。如果我对六个人的名字回答说“不是”，而对第七个人的名字回答说“无可奉告”，您就找到了您想找的人。为什么不到俄国人那里去打听同样的事？为什么不去问苏联政府那些从莫斯科领取酬金的意大利共产党人的名字叫什么？苏联人所干的事与我们所干的事完全相同。他们存在与我们同样的问题。

法：科尔比先生，我们以后再谈俄国人，现在先来谈中央情报局。如果我这个外国公民来到这里资助美国的一个政党和你们的21名政界人物，以及你们的一些记者，那么会发生……

科：那您就干了一件违法的事。要是被我知道，我就会向联邦调查局去告发，让它逮捕您。

法：说得好。那么我应该向意大利警方告发您、您的大使和您的特工人员，将你们逮捕。

科：我可没有这么说。

法：怎么没有？如果我贿赂某位派克先生或某位丘奇先生是非法的，那么您贿赂某位米切利先生不也是非法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