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于1916年4月17日出生在斯里兰卡的拉特纳普勒。她是自1956年起任总理的国家独立创始人所罗门·班达拉奈克的妻子。自丈夫于1959年被谋杀后,她继承领导由丈夫创建的斯里兰卡自由党。1960年,在选举中获胜,西丽玛沃担任国家和政府的领导人,推行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政治路线。1965年,被迫辞职,1970年,再次当选,领导一个由共产党人和托洛茨基分子[1]组成的联合政府。由于经济困难、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之间紧张的种族关系和对她的任人唯亲的指控,1977年,她被免职。在她的女儿钱德里卡·库马拉通加当选为国家总统后,1994年,她又接任了总理的职务,但是她的权力已大大被削弱。2000年8月离职,几星期后的10月10日,她在科伦坡去世。这一天正好是新一轮选举的日子。
悲剧结束了,帷幕徐徐降落。一块无形的裹尸布把仍然活着的人和死了的人统统裹在一起。没有人再谈论锡兰[2]以及在那里发生的暴乱。几个月来,曾经千方百计试图进入科伦坡[3]的记者们纷纷转向更加开放、更加容易入境的国家。得到锡兰的入境签证并非易事,也许100个人中只有1个人能得到它。即使碰巧你得到了签证,进入这个国家的首都,你所能见到的也只是缄默的口和紧闭的门。几乎没有人会来帮助你探明事件的真相,大部分人愿意让世界忘却4月间发生的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在一个得到共产党人和托洛茨基分子支持的社会主义政府执政的国家里,发生这样的事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夜之间,成千上万从16岁至25岁的青少年起来反对这个政府,企图把它推翻。他们中间有中学生、大学生和刚毕业的大学生。有人说他们是毛分子,也有人说他们是格瓦拉分子。他们用旧猎枪、土制手榴弹、燃烧瓶、炸药包和刀子武装自己,袭击了40个县的警察局。他们封锁了桥梁和公路,占领了无数的村庄,控制这个岛国整整三个星期。科伦坡是唯一的例外,但它被火力紧紧包围。政府从那里发出了紧急呼吁,恳求英国、苏联、美国、中国和印度派兵,提供弹药、直升机和飞机。从那里传出来的消息非常少,并且相互矛盾。无理的新闻检查形成了新闻封锁。电话不响了,电传机不动了,最大胆的记者被驱逐出境。一旦出了境,他们也提供不了多少情况,因为24小时的宵禁使他们无法进行调查。5月初,人们得悉这次暴乱在一场血洗中被平息了。至少有5000名青年被杀,也有人说是1万。希律王的大屠杀[4],也许是当代最不公正的大屠杀。
在战斗中没有死的人被枪毙了,例如20岁的锡兰小姐,她在卡塔纳加纳被枪毙前,还被行刑队剥光衣服加以轮奸。没有被枪毙的人被吊死了,例如卡斯古达的历史系的学生们。没有被吊死的人被钉上了十字架,例如康堤的大学毕业生们。没有被钉死的人被活活烧死了,例如阿库拉萨小组的成员就被扔进用轮胎架起的篝火中。没有被活活烧死的人受到残害而丧生,例如班达拉伽摩的一个小学生,他被剥去脚底的皮,然后创面上被撒上胡椒粉。没有受到残害的人被砍头或扔进河里淹死。多少个日日夜夜,河水把那些手腕被拴在一起的孩子们的尸体送往大海;多少个日日夜夜,椰子树上一直摆动着被倒悬的纤弱的躯体;多少个日日夜夜,人们目睹姑娘们和小伙子们像耶稣那样被钉死在柏油马路旁的路牌上。你也许会说,在疯狂的血洗中,警察和士兵杀人都杀红了跟。这场噩梦最后以大逮捕告终。当他们已经疲于屠杀、施刑、枪杀时,大搜捕开始了。凡是皮肤细嫩、两眼炯炯有神的年轻人无一幸免。只要是不长胡子,脸上没有皱纹,年龄在16岁到20岁之间的青年人,统统被投入监狱或送往集中营。不到一个月,所有中小学和大学都变成关押男孩子和女孩子的可怕场所。他们像瘟猪那样挤在一起。1。5万被捕,这是官方提供的数字,因此完全有理由相信实际数字远远超出1。5万人。
这些参加暴乱的年轻人是些什么人?是谁煽动他们,把他们送往屠场?他们是怎么闹起来的,为了什么?这些孩子们想得到什么,在寻找什么?在似乎是世界上最不可能发生暴乱的锡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事实上,在这里没有任何人遭到恐怖政权的压迫,在议会的保证下人们自由地进行选举。在这里,人人都被允许为创造另一种社会而奋斗,各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从亲莫斯科的到亲北京的和亲古巴的同时并存。连朝鲜、北越、越共临时政府、东德都在这里设有大使馆,更不用说中国和苏联的外交使团,他们几乎得到了比美国和英国更好的待遇。此外,这里没有人死于饥饿和贫困。根据英国人留下的规矩(英国人体面地离开锡兰时,给这个国家留下了独立,并在它的国库里留下一大笔钱),每个公民每星期可得到两公斤大米。工会组织是强大的,并受到尊重。公民享受免费医疗。从小学直至大学都实行义务教育制。文盲已不复存在,谁都可以不花分文就去读书,一直读到大举毕业。人人,的确是人人,都有一个家,也许还有一块土地。无论在城市或在农村,你都不会遇到像在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那种凄凉的景象。这里没有人沦为乞丐,困于疾病,这里没有污秽。那么,为什么会发生来势如此猛烈的暴乱和如此无情的镇压呢?
对这场悲剧的分析,要从她——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这个统治着锡兰的年长和有威望的主妇开始。事实上,暴乱者的目的是要发动一场政变,他们首先要逮捕并杀掉的正是她,也正是她以最不寻常的手段战胜和控制了这股旋风。她是我们这个时代第一个成为总理的女人,这一事实本身使这位55岁的女子身上的一切都显得极不寻常。可是,我觉得与其说她不寻常,还不如说她是纯洁和狡猾的奇怪的混合体。如果你在不了解她的身份的情况下,在街上遇见她,你会以为她是一位上街买东西的家庭主妇,而且是一个行动有点笨拙和粗俗、体态臃肿和庞大、毫不灵巧的家庭主妇。也许对自身的形象感到不满或自卑,她把头发从低低的前额和两鬓往后梳了一个髻。脸上没有一点脂粉的痕迹。这张可能曾经是美丽的,或者至少是讨人喜欢的脸,今天成了一张刚毅的脸,她总是努着嘴,有时流露出几乎是修女式的神态。你知道某些母亲的脸吗?她们由于操劳和经受痛苦,无论从性方面还是从感情方面来说,都不知道什么叫欢乐。由此,她们又受到各种心理变态的折磨,而且无法摆脱,即使在命运赐给她们胜利和荣耀的时候。而她的心理变态应该追溯到她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当她作为圣布里吉达天主教学校的一个佛教徒学生时,她总是坐在最后一排默不做声地听课。正因为如此,她总是孤独一人。在她的生活中没有情人,没有可以信赖的友谊。从她丈夫去世的那一天起,她就按照亚洲人的清规戒律,严格地扮演着寡妇的角色。从她那冷凝的目光和木然的听天由命的神态中,你可以想象得出,即使她丈夫活着时,她也是在孤独地生活。她的丈夫是家庭强加于她的,这是在亚洲盛行的做法,即出于利益或别的打算而勉强促成的婚姻。24岁时,她与所罗门·班达拉奈克结婚,当时他已经44岁,年龄相差太大了。他博学多才,无疑十分聪明。他与安东尼·艾登[5]一起在牛津大学念过书。他有着高雅的风度,但是对女人的兴趣甚少。他真正的情人是政治。传说和流言认为西丽玛沃想嫁给另外一个男人,就是那个至今仍是她不共戴天的政敌,她最憎恨的杜德利·森纳那亚克[6]。在科伦坡,人们说:“西丽玛沃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表示对森纳那亚克的怨恨。”不管怎样,她与所罗门还是结合了,并且生了三个孩子:苏内特拉,28岁,住在伦敦;钱德里卡,26岁,住在巴黎;阿努拉,21岁,有时住在古巴,有时住在科伦坡。老大老二是女儿,老三是儿子。
在政治上,所罗门·班达拉奈克是尼赫鲁式的人物。他坚持认为有必要建立第三进步力量,即一种社会民主力量,以抵制马克思主义左派力量和在全国由森纳那亚克控制的右派保守力量。他以建立斯里兰卡自由党实现了自己的夙愿。在这件事情上,西丽玛沃的看法与他非常接近。她像关心他的饮食、他的孩子们和破袜子一样关心这件事。她是一位顺从、忠诚、温柔的妻子,伴随他进行每一次旅行和参加每一个集会。她担任他的秘书。在锡兰有这样的习惯:政治人物的妻子几乎总是丈夫的机密保管人。由于她的功劳,自由党取得了成功。1956年所罗门·班达拉奈克在选举中战胜了森纳那亚克,当了总理,四年后去世,被一个和尚暗杀。和尚行刺的原因不明,也许与他太不喜欢女人有关。当时他正在科伦坡家里的凉台上阅读什么,并等待来访的人,因为他习惯于不拘礼节地接见所有的来访者。突然来了一个和尚,朝他开了六枪。他叫了一声,接着喊道:“西丽玛沃!救命!西丽玛沃!”这个和尚经过审判被判处死刑,但他始终没有解释行凶的动机。
暗杀使西丽玛沃和党内其他成员都陷于绝望之中,突然间,他们失去了唯一的领袖和将来取胜的一切希望。没有人能取代班达拉奈克,而1960至1965年的大选却迫在眉睫。问题怎么解决呢?党内决定把所罗门的位置交给西丽玛沃。西丽玛沃先是躲避、自卫,后来屈服了。对手是杜德利·森纳那亚克。一半是手段,一半出于真心,她以最天真的方式——哭泣,出色地参加了竞选。她身穿丧服,即白色莎丽出现在人群面前,一言不发,只是哭泣。于是,群众与她一起泣不成声。她取得了绝对的胜利。从一个温存的妻子、谨慎的秘书,一下子变成一个似乎生来就能以魅力赢得民心的人物,像一个纯朴的母亲主持一个家庭那样治理一个国家。在这以前没有发生过女人当总理的事,果尔达·梅厄和英迪拉·甘地都是很久以后才得到显赫的地位。尽管在内政方面遭到了失败(国家工业化失败了,石油国有化毫无成效,失业情况严重),但在外交方面她却创造了奇迹。她以所谓不结盟保证了锡兰的完全中立。按句话说,一个连所罗门的精细头脑都感到难以对付的难题,根据她的判断却很简单:“不要只到一个店老板那里买东西,要么到所有的老板那里去买,要么就不向任何一个老板买。”她在莫斯科与赫鲁晓夫会晤,在北京与周恩来会晤。她出现在捷克、波兰、南斯拉夫,挎着小包,莎丽上佩戴着小饰物,双手交叉放在胸前,说道:“我以妇女和母亲的身份向你们讲话!”这些做法并没有妨碍她与资本主义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这些国家为了争取她,向她投了大笔的款子。例如加拿大为她免费在科伦坡修了机场,美国资助她在农村开展消灭疟疾和控制人口的运动,英国向她提供原材料。真是妙极了。按理她不应该在1965年的大选中落选,而被心爱的对手杜德利·森纳那亚克所替代。